为何四川军阀刘文辉“手里一串念珠能顶几师军队”

“边疆地区族群复杂，各族语言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交往习惯不同于中原地区，主政官员要想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就必须熟悉当地的历史民情和精英人士，有些工作还需要借助本地各族精英人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个与本地社会长期交流和磨合过程。”马戎说。

三、边疆主政者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得到当地族群的认同。

青海东部回民势力深厚，保安、撒拉、东乡等群体与回民一样信仰伊斯兰教。当时教派林立，马家父子积极扶持伊赫瓦尼派（又称“新教”）在甘青地区的传播，以宗教为纽带在青海建立伊斯兰教众中的群众基础。此外，马家父子有意识地强化自身的政府官员身份，而弱化“河州回回”的宗教身份，以笼络各族各界上层人士和青年精英。

主政西康的刘文辉深知康区佛教影响之深厚，所以推行“以教辅政，以政翼教”的政策。为拉近藏族对自己的文化认同，他到靖化广法寺皈依佛法，接受藏传佛教高僧多杰觉拔的密宗灌顶，后来又延请炉霍县寿灵寺的格聪活佛为经师，他的住所内设有经堂，每日睡前都会静坐诵经。

1939年刘文辉在康定、石渠、理化、甘孜、德格、得荣等县设立五明学院。康定五明学院又名“西陲佛学院”，1942年改组为“西康省佛教整理委员会”，刘文辉亲自兼主任委员。当时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话：“刘文辉手里一串念珠，能顶几师军队”，可见他在宗教集团和藏民中的影响力。

杨增新与新疆各族传统首领人物关系也极为密切。1919年，北洋政府计划派冯玉祥移兵新疆屯垦，新疆各王公、头目人联名通电中央，激烈反对，此事便作罢。1922年杨增新又向北京政府试探，表示“倦勤”，各族首脑即发通电，拥护杨“永镇西陲”，颂扬功德。北京政府于是不得不向新疆各族王公表示，决无更调杨的意图。可见杨增新的施政深得新疆各族王公首领的拥戴。

在维护本地宗教秩序方面，杨曾在1923年给下属的密令中说：“我国官吏，正宜利用宗教，尊重回缠经典，以为联络民心，维持现状之计……对于缠民阿洪不得无故更换，亦不得故为凌虐，以维宗教。”

总之，尊重与包容当地族群民众的宗教信仰，妥善处理政府与宗教集团之间的关系，使当地宗教人士积极支持政府的各项工作，这是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和族群和谐的重要保证。

四、努力吸收并合理调配当地族群精英人物加入本地行政团队。

从民国时期几个边疆军阀的用人方针来看，都从不同角度体现出他们对培养、任用少数族群精英的特别关注。

马麒、马步芳父子与藏族部落首领关系密切，马麒和胞弟马麟都精通藏语，马麒主政青海期间结交了李乃棻、黎丹、周希武等一大批汉族精英。

马步芳创办的昆仑中学吸收了回、藏、汉、蒙古各族青年学生，他的卫队中有大量藏族、萨拉族士兵。马步芳仿效黄埔军校开办了昆仑中学，亲任校长并选拔学生，用毕业生充实基层干部队伍。

刘文辉时期的西康社会政治结构中既有旧式土著精英（土司、头人、宗教领袖），也有接受新式教育并与外部有密切交流的新式土著精英（如江安西、格桑泽仁、刘家驹“巴安三杰”等）。他开办训练班、讲习会，吸收本地族群首领和青年参与各级行政团队，轮训各级干部。

杨增新则明确表示：“欲求新疆长治久安，不外利用新疆各族之人，以保新疆，实为完全之策”。他任用的各级官吏具有汉、回、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各族背景，如省议会会长饶孜是维吾尔人，库车县知事桂芬是满人，财政厅长潘震是汉人，喀什道尹马绍武是回民。

五、在选拔任用各族人才时避免强调人才的“族群属性”。

民国时期，为了尽可能避免在干部队伍中出现以“民族”划线的现象，地方军阀大多努力避免强调任职者的“族群”身份，避免“任人唯族”，而是强调干部的“德”“才”与以往政绩，具体职位由出身于哪个族群的人员担任或进行轮换并无定数。

“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政治上认同国家，并具备现代知识和能力，从中央到地方都花了很大的心力。”马戎说，“南京政府非常重视在中央一级对西部少数族群干部进行培养集训。1930年中央政治大学设立西康学生特别训练班及蒙藏班，1933年改蒙藏班为中央政治大学附设蒙藏学校，蒋介石亲任校长。平措旺杰等一批最早接受内地进步思想的藏族青年都在这所学校就读过。”

最后，马戎教授表示民国边疆史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发掘的研究领域，“不仅有许多档案材料没有得到开发，还有许多在学术上属于空白的研究专题，如从社会学角度开展的宗教传播与宗教互动机制的调查研究，外部势力对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渗透的系统研究，重要历史人物演变过程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等等。”他希望今后有更多青年学者关注并投身于这一领域的调查研究，综合应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宗教学的研究方法，为理解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提供新思路。（本文由马戎教授讲座报告《民国边疆与地方军阀》整理而成，内容经主讲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