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因何事将华国锋代总理的“代”字去掉

到1969年初筹备召开九大时，毛泽东设想，“文革”就要结束，应该把各种人拢在一起，使九大成为他期望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时，对老干部斗也斗了，批也批了，接下来应该是用起来，到新的实践中去改的问题了。于是，毛泽东有关老干部的谈话在九大前夕越发频繁起来。1969年2月19日，他特意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开会，当面对在座的几位老同志到工厂做调查研究的活动表示肯定：“你们可能变成先进的。有的人得了彩就认为了不得。中央文革应该引起注意，你们从马列主义的书上找不到有成绩就摆功劳的话，只要有缺点，就要进行自我批评。”又说：你们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正是出于恢复正常秩序的考虑，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忽然问到：“还有一件事，今年的计划，五年计划还有两年，你们在搞吗？”在座的李富春回答：“现在正在搞。”（《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30页。）毕竟，抓革命是为了促生产，“文革”运动可以交给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去搞，但经济、军事、外交战略这些大事、实事，是离不开老同志的。3月22日，他再次召集上述人开会，想法又进了一步，明确讲：“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不能只搞一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37页。）这些想法，最终都要落实到九大人事安排当中。事实上，就在3月22日那次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让“老同志参加到九大各代表团中去”的要求，并说，主席团175人，除少数老同志没有参加外，其他都参加了。毛泽东随即还点了一批各地省级老干部的名，放出风声：“过一段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以解放他们。”（《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37、238页。）4月11日，在酝酿中央委员会选举时，毛泽东说：我提议一些老同志要选进去，我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就有这个意思。他当时提到的老同志有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41页。）这些老同志后来都被选为中央委员，有的进入中央政治局，有的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冲在“文革”运动前面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也进了政治局，这些人主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作用，在经济、国防、外交方面实际上插不上手。此外，鉴于当时发生珍宝岛战斗，中苏关系紧张，立足于打仗的准备，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军队干部过多，为后来的政局走向埋下隐患。稍后，毛泽东也注意到这种情况，说苏联骂我们是“军事官僚专政”。

二，从十大到四届人大

1971年林彪事件后，在毛泽东的主导下，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此后，调整和稳定中央领导层的结构，成为他一再考虑的要事。除继续让中央领导层的老干部发挥作用外，他设想从工农中间提拔一些，从相对年轻一点的领导干部中选一些。由此，从1973年8月的十大到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在中央领导层逐步形成四拨人：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以李德生、华国锋、纪登奎、吴德为代表的“中生代”领导干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则为“文革”路线的代表，还有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这些工农代表。

这四拨人中，老一辈革命家最有经验、资格和威望，可主持大事；中生代也有经验，可操持实事；工农代表有象征意义，可学习办事；至于“四人帮”，与“文革”运动相生相伴，是维系“文革”成果之必需。

这种安排，是“文革”运动的必然结果，也反映出毛泽东晚年用人上的基本思路：照顾了各个方面、各种倾向，有利于结构平衡，而且是老中青结合。但是，这个试图把方方面面拢在一起以托长远的结构，看起来合理，实则脆弱而充满变数，势必出现毛泽东担心的团结问题。因为以老一代革命家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四人帮”之间的矛盾，根本上很难调和。

果然，到1974年，以老干部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四人帮”的斗争公开化了，一会儿是邓小平赴联大的风波，一会儿是“风庆轮事件”。到这年底，围绕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四人帮”更是动作不断，还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从而使毛泽东不得不对这两拨人的优长作出比较，在使用上再次面临选择。

《毛泽东年谱（1949—1976）》详细披露了这年12月23日至2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的谈话内容，主要涉及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毛泽东和周恩来心里都清楚，两人都老病缠身，来日不多，这或许是他们生前最后一次人事安排了。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的身体不行了，我也不行了，叶帅也不行了，康老也不行了，刘伯承也不行了，朱德也不行了，难啊。”（《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62页。）“难”在哪里呢？难在人事安排的紧迫性和复杂性，需要慎重；难在这次安排涉及两人身后的政治格局和走向，需要把领导层人员的特点分析清楚，还要表明态度，有些话就需要说得透底直率一些。于是，毛泽东在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对他们表示强烈不满，分别让江青和王洪文作检讨，不让江青组阁，只让她研究国际问题，让张春桥管党务（而组织工作另由纪登奎负责），姚文元管宣传出版。在老同志方面，毛泽东坚持朱德拟任委员长，副委员长中董必武、宋庆龄排在前面；尽管周恩来已经病重，毛泽东毫不犹豫坚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这个职务非周莫属；他还讲，“国务院的工作要能办事的”，周恩来生病期间，“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去顶”；再次明确，邓小平担任党的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62、563页。)

此番安排，看起来是不弃鸣响不已的“瓦釜”，心底里却更为期待和倚重音雄韵厚的黄钟大吕。毕竟，党和国家当时面临的纷繁复杂的艰难局面，还是要靠“能办事”且久经考验的老干部才撑得起来。

三，四届人大之后

1974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很关心三件事情。一是安定团结，二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是学习理论防修反修。这种工作布局，也相应地反映在他对人事布局的考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