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给吴晗著《朱元璋传》提意见：不要写得那么坏

那么，毛泽东指出的“彭和尚”是怎么一回事呢？彭和尚是元末民间组织弥勒教的首领彭莹玉。此人借传教组织力量拉起起义队伍，成为首领。但起义成功后，他便没了下落，史料上的记载也不多见。当时的吴晗对自己参与政治活动，也认为是应社会一时之需。他曾与闻一多相约：“等到民主政治实现，便立刻退回书斋，去充实自己，专心著作。”所以，他认为彭莹玉和尚是“功成身退”了，在他看来，这是很了不起的。在《朱元璋传》一书中，对“彭和尚”的结局，吴晗发出这样的赞叹：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做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

毛泽东对历史人物有自己的立场和见解。他对吴晗说：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该有逃避的行为……毛泽东还判断：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这对史料阅读搜寻精细的吴晗，显然有很深的触动。在退回《朱元璋传》原稿时，毛泽东还特地给吴晗附上一函，除去肯定书的优长，还从整体上谈了对该书存在问题的阅读感受：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原信末的附言中毛泽东这样写道：“介绍乔木同志来见，乞加指教。他是我这里的秘书，兼管新华社工作。”故此信应是胡乔木带去的。虽然毛泽东提出建议，但大约当时工作匆促，吴晗已来不及对全书进行改动了。这部稿子大致还按原来的样子，次年四月交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朱元璋……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由于吴晗追求进步，早早进入解放区，并受到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的约见，几个月后，他便与钱俊瑞等人受中共中央委托，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实行接管。吴晗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同年11月，他又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此时的他，大约是难返书斋，过他先前向往的那种读书生活了。1950年初，他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较全面的检讨，写出了《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此文除去对自己的成长经历、求学以及做学问过程进行回溯分析外，对毛泽东指正的这部《朱元璋传》中的具体问题，也在思想上做了检讨：

我和（闻）一多都具有知识分子的洁癖，孤高自赏，脱离群众。自以为清高，其实是逃避，自以为超阶级，其实并不如此。在我的《朱元璋传》里也浓厚地透露出这样的思想。我写一个元朝末年的革命组织者领导者彭和尚，一辈子作宣传、组织工作，是西系红军的领导人，他坚强不屈，领导人民斗争，跌倒了舐舐血爬起来又前进。但是到徐寿辉起义成功以后，他突然不见了。我对这个人赞叹不已，认为功成不居，不是为了做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得的人物。当然我很中了《史记》的毒，吃了张良的亏。但是司马迁张良不能替我负责，我得对我自己负责任。

其实，吴晗的这些看法，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大致都有的，似乎也算不得什么过错，但在当时如摧枯拉朽的迅疾形势中，这些想法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吴晗走到这一步，除去性情因素，也是时潮推衍所致。

对于毛泽东当时对“彭和尚”结局的推断，这篇文章也有了回应：“果然，在回到北京以后，再细翻《明实录》，居然查出，又过了多少年，彭和尚被明朝军队所擒杀。这样看来，他并没有逃避，一直革命到底，斗争到底。”“在我的书里面，不但看法是错误的，连史料也是不完备的。虽然现在还没有其他史料来说明为什么当时他会离开起义根据地。”当然，吴晗并没有把话说得绝对，结尾的一句表明他还存有疑点。

如此看来，这部《朱元璋传》就有按照指示，重新予以理解和修改的必要了。吴晗遵嘱开始了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的学习。他细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认识了国家的意义、阶级的意义;他还认真阅读了《毛泽东选集》，对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他尤其感到，从毛泽东的著作里，他“懂得了辩证法的运用”。通过这些学习，“我不再赞叹彭和尚了，我已经应人民的征调，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服务。”

在这段时间，吴晗一面紧张工作，一面思考。他并未立即开始动手修改《朱元璋传》，而是“蹉跎了五年”，到1954年4月，他才下定决心挤出时间，按当时的思路和对指示的领会，开始重写《朱元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