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给吴晗著《朱元璋传》提意见：不要写得那么坏

核心提示：毛认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

朱元璋 资料图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5年03期，作者：杨建民，原题：《朱元璋传》：一改再改的史著

写作为解燃眉之急

1943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吴晗应友人约请，仅以两个月的时间，编写出一本《由僧钵到皇权》（又名《明太祖》）的历史通俗介绍小册子。编写这册书的目的，与作者当时的经济状况有很大关系。当时吴晗在叙永分校，因来回路费弄得几乎倾家荡产;家乡沦陷，母亲和妹妹衣物荡然无存，而此时物价又天天上涨。实在没有法子支持下去时，友人来约稿，报酬不低，有一万元，吴晗欣然同意了。这笔钱先拿到手三千，吴晗立即寄两千元回家，以解燃眉之急;余下一千元，做了妻子的医疗费。

据吴晗后来在1964年的说法：写作此书还有另一个原因：“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地斥责，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正是出于对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因素的考虑，吴晗写出了这样一部书稿。这本小册子先后印成两个本子：一为《由僧钵到皇权》，一为《明太祖》。多出一次，稿酬可多得一些，这是当时无可回避的现实。

《由僧钵到皇权》中，有明显的借古讽今的内容。书中第四章题为“恐怖政治”，吴晗从史料入手，讨论了胡惟庸、蓝玉等朱元璋一手制造的冤案，揭示了朱元璋大量诛杀臣属的情形。吴晗列举出大量例子，对这种黑暗的统治方法及手段，给予了强烈批判。他还揭示了朱元璋设立锦衣卫这样的特务组织，镇压威慑各级官员及百姓——“在军队中，在学校中，在政府机关中，在民间，在集会场所，甚至交通孔道，大街小巷，处处都有这样的人在活动”，与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国家的治理进行比照。

《由僧钵到皇权》写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当时资料匮乏，有些基本的如《明太祖实录》《高皇帝文集》等书也找不到，只好利用些更普通的书籍。幸好吴晗作为专家，素有积存卡片的习惯，有一些重要资料还零星记在上面;更主要的，吴晗对明史相当熟悉，这使他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部不失阅读兴味的小册子。尽管如此，吴晗毕竟是受过正规训练的学者，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不久，他就对此书表示不满了。回到北平后，在史料充裕的情况下，他决定重写此书。1946年，清华大学迁返北平，第二年，吴晗便开始了对《由僧钵到皇权》的全面改造。由于资料比之前要丰富，书的篇幅也增加了将近一倍。为与前书区别，修订本使用了《朱元璋传》的书名。

毛泽东质疑“彭和尚”的结局

毛泽东与吴晗开始发生联系，正是因为《朱元璋传》的修订本。1948年8月，此书初稿写定。就在这时，吴晗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从北平辗转进入解放区。对于文化人而言，著述也许是最为自珍的，所以《朱元璋传》原稿也随身携带。当年11月，吴晗来到河北西柏坡，受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接见。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博览群书之人，会见中，他大约询问起吴晗这位明史专家的著述，吴晗便将这部手稿交给毛泽东阅读。当全国即将解放，千军万马在前线激战正酣之际，领袖却在百忙中抽暇开始阅读这部书稿。阅读中有了感触，还特别约吴晗谈了一个晚上。给吴晗深刻印象的，是毛泽东“除掉指示出书中许多不正确的观点以外，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显然，这次约谈对吴晗震动很大，以至于他在1950年2月发表的《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里认为：“（谈话）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了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