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长孙马思泽：我爷爷文革中没受过迫害

很快，形势变化，大字报从校园里蔓延到社会，红卫兵也走到社会了，大字报也跟着贴到了胡同里。那时候全家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我们就是等着，觉得这件事早晚也会来的。

那些被批斗的人有我同学的父母，也有我们平常的街坊邻居。我们家一直没有被冲击，但说起来也进来过一次，确实是红卫兵。那天晚上很晚，印象里是十点多钟，进来了不少，大概有二十来人。我们就问你找谁？他们回答说来抄马思通的家。我弟弟叫马思东，还有一个弟弟叫马思忠，音很像，但两人他们都还是孩子呢，所以对他们说“你们肯定搞错了。”对方听后就走了。这样一场虚惊，也让大家紧张很久。

从那之后，我们家就自己开始整理东西，爷爷的学术书籍、珍贵的往来信件，还有一些字画都被烧掉了。

刚开始是父辈们觉得贴在墙上字画对联这些东西可能属于“四旧”，已经跟当时形势不相符了，所以就跟爷爷说把这些东西收拾一下吧，不要再墙上挂着。他们先是卷起来，后来才发现这些东西收起来还是“四旧”，并没消失，唯一的想法就是销毁——烧掉。我们找了一个很大的箩筐，把爷爷书房里的书找出来。他们筛选书是什么样的标准我现在也不明白。反正觉得只要是与当时形势无关的书可能都被挑出来销毁。那时我才十一二岁，大人把那些东西挑出来，然后让我去烧。那写书好多，堆在那里，我们烧了整整一天。

现在想想，如果我再大几岁可能会阻止这些事情，或者至少会从里面挑一些书保留下来。实际上，最后我只保留下一幅总理对联，那是我在送进火之前挑出来的。当时我打开看到上面的落款是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这三个人我想没问题的，就卷起来放到一边。等到把所有其他东西烧完，我把那幅对联放到炉子里。火已经灭了，它就在炉膛里放了很长一段时间。

当时还有一幅是何香凝送给我爷爷的《下山虎》，这是我爷爷非常珍视的一份礼物。从他搬进这个院子就一直挂在最醒目的地方，当时我把它打开看了一眼，但是不知道何香凝是谁，也烧掉了。

整个过程爷爷没说什么，都是父亲挑书，挑完后最后请爷爷看了一下，同意以后烧毁的。爷爷后期那份百万字的《农书》也是当时烧掉的，它是在一个箱子里，手写的，一张张纸，把纸再接起来，接到很长，然后再卷起来，就像古代的卷纸一样，打开一卷一卷的。后来我才知道自己烧掉的是爷爷未完成的书稿。

烧书过后一段时间，派出所的人来说：“周总理有指示，你家是保护对象，不准任何人闯入，我们负责保护。”因此，“文革”中我爷爷本人并没有受到冲击，他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多干扰， 而且可能是跟总理的关系，他的待遇都一直保留。直到去世前，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和我们住在一起，包括秘书、炊事员、司机和警卫人员等等。”

“死也得去悼总理！”

马寅初和周恩来感情深厚，1941年他被蒋介石抓捕，周恩来就曾营救他出狱；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搜捕他，还是在周恩来安排下，他躲在了一艘去香港轮船上得以逃离上海到香港，后来又辗转从香港回到了北京。

“那个年代人的感情方式不像现在，平时可能看不出来，但关键时总会不同寻常。总理在爷爷生死攸关时曾给予帮助，而我爷爷也在总理去世时流露出我从未没见过的情感。”马思泽说。

“1971年爷爷患直肠癌，第二年他住进北京医院。院方对一个91岁老人的治疗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要求直接手术，一种害怕出事要求保守治疗。最后周总理做了批示：“病人本人有动手术的要求，医务人员就应当从手术着想。由天津的金显宅、王德元主持手术，议后望告。”周总理总在我爷爷生死攸关的时刻，给予他极大的帮助，所以我爷爷很敬重周总理。

1976年1月8日，那天是礼拜天，早晨我一打开收音机，听到周总理病故的消息，我都愣了，不相信这是真的。大家没敢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爷爷。 1月10日，我家接到参加“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的请柬，这回怎么也瞒不住了。吃晚饭时，父亲把报纸给爷爷看。他看了，什么话也没说。我们建议他不要勉为其难去参加告别仪式——他患直肠癌后做了手术，大小便失禁，大家担心有什么意外，影响不好。我爷爷非常大声地说：“要去！一定要去！死也得去！”

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是11日下午举行。那天我爷爷早饭、午饭都没有吃，连一口水也没喝，他怕进食进水以后要排泄，不方便。直到下午三点钟，他就躺在躺椅上等着那个时刻到来。

当时是我和三个弟弟陪他去的，那是个寒冬，他穿着很厚很厚的大衣，戴着帽子。穿了这么多衣服以后，他已经坐不进去轮椅，基本就是我们把他塞在轮椅里，无法动弹。

到北京医院以后，站在总理遗体前，大家都鞠躬，但他动不了，他就给我做出要鞠躬的表示，我明白了，就在他的后背往前推，他努力往前欠了欠身，这样也是一种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