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长孙马思泽：我爷爷文革中没受过迫害

核心提示：那些被批斗的人有我同学的父母，也有我们平常的街坊邻居。我们家一直没有被冲击，但说起来也进来过一次，确实是红卫兵。

本文摘自：山东新闻网，作者：佚名，原题：马寅初长孙马思泽：我爷爷文革中没受过迫害

受访者：马思泽

身份：马寅初长孙

年龄：56岁

受访时间：2009年8月13日

也许，就连马寅初本人也没预料到，自己日后的命运会因一篇文章而发生转折。

1957年，当他写下那本名为《新人口论》的文章时，两者的命运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

1958年，《新人口论》遭到批判，北大开批判大会，马寅初不肯来，派人去“请”来了，他搬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并发表一篇言辞铿锵“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欲言者难，言人之不敢言者就更难。”

在北大学生的回忆里“马校长也是一块不择不扣的硬骨头”，“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季羡林也曾表示钦佩，说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他最佩服的一个是梁漱溟，一个就是马寅初。

这便是外人眼中的马寅初了。

而作为马寅初长孙的马思泽，自1953年出生就和祖父共住一个四合院，他对马寅初的晚年命运则有与旁人不同的解读。（以下文章为马思泽口述内容。）

“书和资料烧掉后他才不做研究”

1959年12月，马寅初处境恶劣，对他学术批判已经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第二年1月，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一职，搬离燕南园，来到旧宅院——东总布胡同32号。

这一年，马寅初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

“爷爷发表《新人口论》被批判的事是五几年的事，那时我才四五岁，所以直接感受并不强烈。当然，家里气氛的改变我多少有一点感觉。

我记得之前每年五一和十一天安门上都有游行，晚上有联欢。每年这个时候爷爷都会带着我们到天安门城楼里看到那些演出、联欢，我们可以见到很多国家级领导人。但到了1958年的庆典，我们觉得到时候了，爷爷却说不去了，身体不舒服。那个时候我们很失望，觉得这么大一个活动没机会去。”

外界传言我爷爷辞职后就闲赋在家20年，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我记得1961年夏天，那时我上小学一年级，爷爷说要带我去浙江嵊县莫干山老家。其实那次去既是回家探亲，又是考察。

那次回去，他仔细地询问当地相关人员当年新添了几口人，死了几口人。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跟他同睡一个房间。当时他每天晚上会写东西写到很晚。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在写的是什么书，现在想想，应该就是文革时被焚烧的那本书——《农书》。

实际上从1961年回家以后，他也没有停止他的研究，不断在看书。从他1962年大病一场以后不能再外出，他社会调查的来源就没有了。到了1966年以后就更不要说了，整个研究环境没有了，他的书和资料都被烧掉以后他大概才不再研究了。”

“文革时，总理保护了我们家”

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形势急转直下。学校休学了、工厂停工、大字报席卷各个校园，马寅初曾任职的北大成了大字报“集中营”，大家都在家里，不敢出门。

马家所住的东总布胡同也暗自起了变化，首先是胡同被更换成一个很革命的名字，而当时住在这条胡同里的张治中、邵力子等人都被纷纷抄了家。那个时候，马思泽路过那些空旷的院子看到熟悉的邻居都低低的弯着腰、挂着牌子，拿皮带抽打他们的都是红卫兵。

这时，马寅初一家人也坐不住，觉得有些不安，“当时就觉得这件事早晚会来，就是等着，等着一场暴风雨的来袭。”

“最初大家都不太理解，闹不清是怎么回事，我和姐姐都去北大看大字报，那时候人山人海，报上写着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就把大字报内容抄在小本上拿回家给爷爷看。他很关注这件事情，但他也不明白是发生什么样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