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三十五·国民政府军队如何虚报对日战绩

蒋介石的这一招，这次踢上了铁板。

那么这次“大捷”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双方交换比又是多少呢？

1943年6月15日，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向重庆拍发了一封密电：“……是役敌伤亡约3万，死尸累累可数，伤毙骡马3千余头……我伤亡自滨湖作战至鄂西会战约4万余人……”，敌伤亡3万是夸大，但陈诚的密电中透露了国民政府方面军队伤亡是4万余。而台湾国防研究院编写的《抗日战史》终承认是役日军“人马伤亡五千众”，则此战双方交换比为8：1，也符合当时中日两军战斗力对比。

国军将领虚报战绩夸大战功以求升迁

前线作战的国军部队中，上至战区级别的将领，下至中下级军官，虚报战绩夸大战功的情况也相当的普遍。

比如1941年薛岳指挥的著名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据第九战区官方上报战果和对外宣传时说“歼敌4万余，死伤枕藉，并俘敌269名，获战利品甚多”。而其官方战报更是准确地报告中方伤亡17426人，日军伤亡48327人。

按照这个战报，双方交换比又反转为1：2.8，这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这当然是虚报的。

在这次会战结束后马上召开的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训话时说：“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虏敌人很多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重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总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现在你们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

连10个俘虏也没有，对比官方战果的269名俘虏，战果整整夸大了27倍多。

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中终于老实说出了自己的损失，记载总共损失官兵6万9000多人，日军方面伤亡48000多人。

而日军方面记载的自身伤亡为战死1670人，负伤5184人，失踪14人，总计损失6868人。这个数字自然也是缩小了的，但综合考虑，日军伤亡也就在此数字2-3倍间，双方交换比也在3：1-6：1左右。

可见前线军官的虚报有多可怕。

又如1939年日军南支派遣军从广州大举进犯粤北，后因日军要把兵力转投桂南会战而逐步退回广州原阵地，国军第十二集团军余汉谋指挥部队趁势追击日军，取得了一些战果。余汉谋随后竟上报称毙日军一万多人，国民政府随即公布“粤北大捷”，称俘虏、打死、打伤日军官兵共13966人。

但日方资料则显示：“根据第二十一军司令部的记录，日军战死293名（39名军官），负伤1281名（57名军官），死伤共1574名。”当然，这个数字应该是缩水过的。对此，余汉谋的顶头上司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提供的数据恐怕更接近真相：“1000余敌人之骸骨埋葬在北江的草莽中，数十辆汽车之战利品进入我们的仓库，以及敌之倭奴军官数人和士兵58人，以颓丧之面色，屈膝在我们的前面……”张发奎指出所谓“粤北大捷”根本就是个败仗：“根据余汉谋呈交给我，而我又转呈给中央的报告，我们在粤北打了一场大胜仗。但事实上我们被打败了，尽管余汉谋印了一本小册子《粤北大捷》。我无法评论其它战区的所谓大捷，但我确实了解在我自己战区发生的事，我是在现场担任指挥，所以我知道，我们把粤北战役视为胜仗，只是因为敌人攻下英德之后马上后撤并未进攻韶关。既然余汉谋宣称他已立功，我自然不想去同他作对。于是，我利用这个”粤北大捷“举荐余汉谋接替我担任战区司令长官。”，所谓日军损失过万自然也就子虚乌有。

但余汉谋却通过这个吹水的战功得到了升迁。

虚报的不止有消灭敌人的数字，对于击毙日军高级军官，虚报也同样存在。不时出现已经被报告击毙的日军将领又在他处出现的情况。比如1944年，国民政府宣称“长衡会战”中击毙了日军大桥彦四郎少将。实际上，大桥彦四郎是第29师团第18联队的联队长，军衔为大佐；第29师团此时正在太平洋上激战，没有参加衡阳之战；大桥彦四郎本人也于1944年9月30日在太平洋的关岛阵亡，根本不是死在中国。这种级别的将领都能虚报击毙，情况可想而知。

上下的军官都在虚报，最高层也不例外。1946年，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出版抗战期间曾任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所著《八年抗战之经过》，其中统计称：八年抗战，日本陆军伤亡2418528人（其中死亡483708人）、后勤部队伤亡340000人、空军伤亡4280人……按照徐焰将军的说法“（国民党）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时仍声称‘国军’共毙伤日军276万人。实际上经查日军在战后的资料统计，在中国战场上的伤亡共计为133万人（此外缅甸方面军对华作战还伤亡4万多人），还是对国共两军和民众游击队作战的总和。”

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也让入侵的日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是，国民政府军队的虚报战绩，让这个光荣蒙上了一丝暗色。事实求是地评价作战成果，才能正确认识在抗战中做出的贡献。国军抗战战果中巨大的水份，是需要扎实挤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