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给邓颖超的求爱信：希望将来一同上断头台

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便成了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了。

邓颖超后来告诉赵炜，结婚时，周恩来正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得知此事后，大家纷纷嚷着要他们请客，她和周恩来就请了两桌，张治中、何应钦、邓演达、陈赓、李富春与蔡畅等都来贺喜。张治中要邓颖超介绍恋爱经过，“因为我个子矮，他们还让我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和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若干年后，兴致勃勃的邓颖超像少女一样甜蜜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讲完后，邓颖超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而邓颖超毫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后来大家也不再喊他为“周夫人”了。

在世俗的眼光里，邓颖超的外貌似乎与有“四大美男子”之称的周恩来有些差距，“邓大姐经常说：‘我们也没有计较谁的长相，恩来长得比我漂亮，我长得并不漂亮。’”赵炜回忆，邓颖超后来也告诉她，周恩来追求自己的举动“连我自己都有些纳闷”，他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十几年了，有一次闲聊，周恩来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跟赵炜说到这儿，邓颖超开心地跟自己开了一个玩笑：“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眼睛也变小了。”

邓颖超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从这一点上讲，为革命而挑选伴侣的周恩来被证明是有眼光的。邓颖超在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即便两人在通信中明确了恋爱关系后，“我们约定以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两人通信期间，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但彼此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到周恩来与邓颖超以后的婚姻生活。赵炜说，在家里，邓颖超是个纪律性极强的人，周恩来不跟她说的事情她从来不问。

邓颖超后来看过一部名为《南昌起义》的话剧，其中一段情节是起义前一夜，邓颖超将周恩来送下楼去，又往兜里装照片，情意绵绵。邓颖超看罢立即跟编剧提意见，“当年他吃完饭自己拿着东西就走了，只告诉我到九江，干什么、什么时间回来，我一概不知，也不问，这是纪律”，告别之前，周恩来紧紧握着邓颖超的手，没再说一句话，因为每一次的生离都可能意味着死别。起义后，国民党报纸纷纷刊载了这一消息，邓颖超看了报纸后才知道丈夫做了什么。

“记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跟接触原子弹的人说：你们跟任何人都不要讲，邓颖超是中央委员，我都没让她知道。爆炸前一天，我在总理值班室，除了我们办公室的经手人知道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在周恩来去世后，很多人见了邓大姐讲一些事情，邓大姐颇为诧异：“哟，这件事情我还不知道！”对方也很奇怪：“邓大姐，你怎么还不知道？”“这种情况，外人奇怪，我们不奇怪。”赵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