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反腐：总统带头贪腐 不敢打“老虎”只敢抓“鱼虾”

核心提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届总统皆涉身其中，以徐世昌为例。”邱涛举例道，“根据自袁世凯任大总统时开始的‘陋规’，新总统到任后，照例应当由财政部筹拨150万元，由财政部总长亲自送交新总统，作为其到任后的零用——总统留100万元，另50万元给财政部总长。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前夕的国民党某军官俱乐部。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庞静，原题为：《揭秘民国反腐：不敢打“老虎” 只敢抓“鱼虾”》

“半分责任不负，一句真话不讲……千秋事业不想，万民唾骂不冤。”这是“中华民国”时期一首颇为流行的讽刺国民政府腐败的打油诗。由此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积攒多年的腐败之重和民众的怨声载道。

众所周知，“中华民国”时期只有从1911年至1949年的短短38年，这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但是，也正是在这段转型的“中华民国”时期，贪污腐败猖獗不息。

“‘中华民国’存在的时间很短暂，然而，正是以其短暂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政权反贪污腐败的失控，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线失控的艰危局面，最终导致全国性统治政权覆灭的结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邱涛在接受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专访时分析道。

总统带头贪腐

在带头贪腐的同时，袁世凯为了反贪腐也做了一系列的举措，应当说，在一段时期之内，这也起到了一些防止权力过分滥用的作用。

北洋军阀政府时期（1912年-1927年），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无论是在制度建设、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际行动中，对贪污腐败行为，都采取了打击措施。

但是，由于在这一时期根本大法的频繁演变所造就的总统独裁权力的日益增强，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人独裁等等状况都表明，体制本身造成的权力不受约束，决定了当时的北京政府的反贪斗争不可能真正获得成效。

这一时期的最高统治者纵容甚至参与各种“陋规”的分配。“陋规”是一种不正当的违法收入，从清代传承下来的各种“陋规”，在民国时期不仅未能遏制，反而愈演愈烈，不仅各层官员有之，甚至总统也参与其中。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届总统皆涉身其中，以徐世昌为例。”邱涛举例道，“根据自袁世凯任大总统时开始的‘陋规’，新总统到任后，照例应当由财政部筹拨150万元，由财政部总长亲自送交新总统，作为其到任后的零用——总统留100万元，另50万元给财政部总长。

而徐世昌到任后，这笔费用由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送交，徐世昌竟全部留下，未按惯例给曹汝霖50万元，曹汝霖不好意思索要，其他阁员也不便代索，这件事无形中就搁置了。

直到五四运动时，曹汝霖为卖国罪魁，爱国学生激于义愤，捣毁其住所。有人劝徐世昌还给曹汝霖一部分款项，借资补偿其损失，徐世昌也只给了曹8万元。

“出于政治目的的各种行贿收买和相应的贪污行为比比皆是，自袁世凯开始，经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曹锟、吴佩孚，到蒋介石，无不是带头为之。”邱涛说。

袁世凯为了稳定自己的总统地位，不仅要收买反对派人物，还要收买一部分实力派人物。其中，前者的收买支出支付的次数最多，也最复杂；后者的对象不乏各省当权的军政大员以及一些本来就和袁世凯同一阵营的势力，都需要通过费用来巩固关系。

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到需要收买新闻界、文化界人员的“采访”“通讯”“宣传”等行动费用，用以维持表面的光鲜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