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俄文翻译：斯大林从没让中共国民党划江而治

斯大林告诫中共不要停止军事行动。他在1949年1月中旬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多次提到军事问题，中心意思就是要中共同国民党谈判时不要松懈军事斗争。诸如：在1月11日电报中指出，戳穿国民党的花招就“可以继续进行必胜的解放战争”。在1月14日电报中讲到，如果国民党接受中共条件，中共行动计划的第一点就是“需要不停止军事行动”。同日电报中还指出，中共所建立的联合政府同拒绝宣誓效忠军队的“战斗要继续下去”。斯大林在电报中还对国民党的“和谈”阴谋进行了透彻分析，有助于中共把重心放在军事斗争上。他把中共的军事斗争视为“主要王牌”，更说明对这一斗争形式的高度重视。诚然，中共在自己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但这不等于斯大林的告诫为多余。面对新中国诞生前的复杂政局，这种告诫只能使中共更加警醒；同时表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已与中共达成牢固的共识，主张最终用军事手段将革命进行到底。

斯大林支持中共建立全国性政权。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必然要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性革命政权。这一点，在斯大林的电报中体现得也是很明确的。如前所述，斯大林在1月14日电报中，已经就联合政府的领导权、政府人员组成、政府对军队的控制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这里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强调联合政府是“中国的唯一政府”，其它任何政府都是非法的，应予取缔。即是说，中共政权应是全国性政权，而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显然，这只有将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够实现。这就引伸出一个疑问：斯大林是主张“划江而治”吗？如果是这种主张，“中国的唯一的政府”该作何解释呢？斯大林又为何要阻挠同国民党的和谈呢？这在逻辑上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此时为毛泽东做俄文翻译的师哲同志说：“有人说，斯大林让我们搞‘南北朝’，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注：《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71页。）

斯大林与毛泽东此时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并非偶然，而是由一系列必然性因素制约的。中共通过与国民党的长期较量这时已占据压倒优势，并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这不仅促使斯大林改变以往对中共怀有的偏见，而且感到有充分的理由支持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很难设想，在中共对全国性胜利垂手可得的形势下，作为中共盟友的斯大林会采取不支持的态度。

国民党政府投靠美国也促成斯大林坚定地选择中共作为自己的盟友。在中国革命较长一段时间里，斯大林曾把支持国民党政府作为其对华政策的重心，这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结束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国民党政府却始终对苏联心存疑虑，认为斯大林是在支持中共这一苏联的“第五纵队”来颠覆自己的政权，实现其对中国大陆的“侵略计划”，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恶毒攻击，与此同时把美国作为自己的忠实盟友，并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反革命内战，结果却自速其亡。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内外政策暴露了它的反动性和腐朽性，要苏联继续支持这样一个政权是不可思议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对国共两党态度及政策的根本性变化还与美苏战略格局密切相关。二次大战结束前后所形成的雅尔塔体制确定了战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美苏抗衡的战略格局。这种抗衡不仅是美苏战略利益的矛盾，更重要的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战略体系的对立和斗争。为在这种战略格局中占据主动地位，美、苏都要选择和确立自己的盟友。斯大林自然要以中共作为战略伙伴。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华工作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曾谈到斯大林的这一思想。1948年5月，斯大林在给科瓦廖夫看了毛泽东的求援电报后说：“我们当然要给予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若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也取得胜利，我们两国走一条道路，那么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就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发事件的威胁，因此，我们要不惜人力和财力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注：C.H.贡恰罗夫著、马贵凡译：《科瓦廖夫谈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最初态度》，《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5期。）这是斯大林对支持中共的更加富有远见的考虑。

由此可见，斯大林在1949年1月间电报中所反映出来的对中共态度的变化确非偶然。这种变化是战后中国政局和世界格局演变所带来的苏联与中共关系之合乎逻辑的发展。反过来，从战后中国政局和世界格局的演变中，我们也才会更加深刻地理解斯大林1月电报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