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俄文翻译：斯大林从没让中共国民党划江而治

诚然，从实际情况看，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因为这两个先决条件而放弃与中共进行和谈的打算。1月12日，美国政府在致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中就拒绝了后者要它调停的请求。备忘录说：“美国政府殊难相信在当前情势下，按中国政府的建议，试图充当调解人，能达到任何有益的效果。”（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33页。）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对濒临崩溃的国民党政权已完全失去信心。1月17日，苏联答复国民党政府，明确拒绝调停。1月21日，蒋介石迫于情势下野，李宗仁成为代总统。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称：“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按：即1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所提），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注：《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政协1980年内部印行，第934页。）这表明，李宗仁起码在表面上已把蒋介石等战犯排除在和谈范围之外。因此，对于李宗仁的表示，中共是不能拒绝的。这样，苏联方面原先阻挠和谈的计划就未能实现。

苏联方面在1949年初拒绝调停国共战事并在实际上阻挠和谈的立场，反映了苏联对华政策较之于战后初期已有了明显的变化。战后初期，斯大林曾积极主张中共与国民党政府和谈，这最为明显地体现在斯大林劝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声言如果中国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但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斯大林逐步认识到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是错误的，不应过高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而轻视共产党的力量。到1948年以后，国民党的失败已基本成定局。《真理报》当时发表中国战局综述说：“当前，中国的战局表明，国民党军队已转入全线防御，而人民解放军则奋勇前进，不断取得胜利。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进程中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注：雅赫拉科夫上校：《中国战局综述》（1948年1月19日），《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3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611页。）这进一步促使斯大林反思其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1948年2月，斯大林与保共和南共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卡德尔等人会谈时对此已做了检讨。从1948年9月开始，中共以摧枯拉朽之势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介石政权的败亡指日可待。在这一形势下，苏联更不会为一个腐朽的政权而去进行国共关系的调处。斯大林电告毛泽东，苏方提议是“旨在阻挠和平谈判的进行”，完全是历史和逻辑的必然。

二、斯大林的迂回策略

斯大林既要阻挠和谈，又建议中共有条件地提出与国民党和谈，这看来矛盾，其实是一种迂回策略。斯大林采取这一策略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

斯大林对国民党政府和谈建议的实质看得很清楚。他在1月14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南京人究竟想干什么？他们所想的不是同中共媾和，而是同它休战，即暂时停止作战行动以利用休战这个喘息机会，部署国民党军队，加强长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从美国运进武器装备，积蓄力量，然后破坏休战，打击人民解放军，把阻挠和谈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他们的最低愿望是阻止共产党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但斯大林把国民党政府的和平建议看作是该政府和美国的“和平花招”，认为不能“直接不加掩饰地拒绝”，而要采取迂回策略，即不拒绝同国民党谈判，如其接受中共所提和谈前提条件，则通过谈判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

应当说，在要不要采取迂回策略的问题上，中共与苏联的认识起初并不是很统一的，这从1月1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电报中谈到，中共倾向于采取的立场是需要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以使中国人民更快地得到真正和平。但毛泽东也注意到国民党在军事上失败后会进行和谈欺骗问题，并担心这种欺骗会对人民产生很大影响，因而“使我们不得不再次采取政治上迂回策略，即不拒绝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但总的看来，毛泽东是不大主张采取迂回策略的。他在电报中说：“不过我们现在想据理拒绝国民党的和平骗局，因为现在考虑到中国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国际舆论对国民党也不利，人民解放军在今年夏季就可以渡江进攻南京。”“好象我们无须再次采取政治上的迂回策略，在目前形势下，再次实行这种策略，弊多利少。”

毛泽东的看法无疑也是合理的，因为客观形势和力量对比都对中共有利，况且国民党的和谈是一场骗局。蒋家王朝在风雨飘摇之际提出进行什么“和谈”，显然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缓兵之计，这一点毛泽东看得是很清楚的，体现了他的积20多年国共两党斗争经验并因此而具有的政治洞察力。所以，就在国民党政府1月8日向苏、美、英、法发出请求调停的备忘录的同一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国民党所谓和平谈判的阴谋必须继续地给以揭露和打击。”（注：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在此前数日的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中，他还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可见，毛泽东是不主张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即使谈，也是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的代表谈（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0页。），目的当然是为了孤立蒋介石等最顽固最反动的一小撮人。

斯大林的考虑主要着眼于政治上的主动。1月14日，他在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说，如果对国民党政府的和谈建议直接不加掩饰地拒绝，那就意味着中共亮出了“自己的主要王牌”（指用战争手段——引者），而把和平这面旗帜交到国民党手中；帮助中国国内的敌人，把中国共产党说成主张继续内战的一方，而去称赞国民党是和平的保卫者；使美国有可能改变欧美社会的舆论，说同中国共产党媾和是不可能的，实现和平的唯一办法是组织大国进行武装干涉。斯大林的这些分析自然也是符合实际的。国民党政府要求和谈，尽管是极其虚伪的，但它毕竟打出了和谈的旗号，来蒙骗舆论。特别是李宗仁按照美国的“换马术”登台后，不断地制造舆论，说什么他是要“诚心诚意”地与中共谈判的，以便能够和中共一起“为中国的民主重建而努力”。（注：《李宗仁回忆录》（下），第950页。）国民党政府的喉舌中央通讯社也大肆鼓噪：“政府为提早结束战争，以减轻人民痛苦，一月以来已作出种种措施与步骤……须知全国人民希望消弥战祸，已属迫不及待。政府为表示绝大之诚意，仍盼中共认清今日之事，应以拯救人民为前提，从速指派代表进行商议，使和平得以早日实现。”（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1949年1月26日电，转引自复旦大学新闻系编《中国报刊评论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0页。）国民党政府炮制这些论调，就是要把“和平”的粉脂搽到自己脸上，而把内战的责任推向中共。至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出兵干涉的问题，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的。斯大林在14日电报中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干涉为例要中共加以警惕。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曾要求美国驻青岛部队接管青岛市政，并派军队保护上海，即是明显地要求美国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1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中也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注：毛泽东：《要把美国直接出兵干涉计算在作战计划之内》（1949年1月8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应付这一情况，除必须做好军事部署之外，就是在和谈问题上不要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抓住什么借口。2月9日，澳大利亚外长伊瓦特在堪培拉众议院发表外交政策演说，声称中国内战应由“联合国调停”，意即借国共和谈已少可能为由，实施外力干预。鉴于这些因素，斯大林建议中共采取迂回策略是有其必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