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读军校被学长体罚 宁被开除也不向法院告密

无论东方或西方，可以发现，告密者在民主政体公开化的社会条件下用武之地不大，但在专制体制的秘密政治下却必不可少。历史事实表明，专制体制提供了告密现象赖以滋生的最根本条件。这种体制下存在着君临全社会的个人或集团。他们人数极少，但却凭借其垄断的社会权力而垄断了对全部社会资源的支配，并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进行统治。这双重的不平衡使得对人民的戒备成为这种体制的基本政治特征。对于占据统治地位的那些个人或集团来说，巩固权力的最重要秘诀就在于保密和控制民众。保密使权力在秘密状态下运作，既增加人民对政治运作的神秘感，又阻断人民了解权力真相的渠道。这样，权力中心得以根据他们的需要只让人民了解经严格筛选过滤的、甚至是伪造的信息。控制人民则同时通过重大问题上对人民的保密和对人民动向的掌握来实现。所以秘密政治和告密制度是专制体制下相互依赖和补充的一对怪胎。除了政治上的专制，思想、信仰上的不宽容也是刺激告密者活跃的重要原因。任何思想或信仰如果被奉为至尊，那么与其形影相随的必是不容异见的偏狭以及对人们思想信仰的侦察和对自由思想的惩罚。在这种思想信仰的专政下，专门去窥探和报告别人思想状况的告密者也是不可少的角色。

总之，一切专政都有着对告密的需要，无论这专政是政治上的还是思想信仰上的，都概莫能外。即使有人抱着良好愿望为着整肃道德而实施“美德的专政”，其结果也必然是各种专业密探和业余告密者群魔乱舞的局面。15世纪末，修士萨伏那罗拉在佛罗伦萨实行的以纯洁教会和道德为目的的“美德的专政”便是如此。为了确保佛罗伦萨人无论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里都不违背他所推行的禁欲主义美德，他不惜采取恐怖措施。在他采取的所有措施中，最不得人心的是利用仆人和儿童充当风化特务。结果不仅使得邻里彼此监视，还让仆人监视主人，儿童监视父母。一时间，佛罗伦萨告密之风盛行，无处不有的监视使恐怖统治深入到社会每一角落和每个家庭内部，无所不在的告密使人与人之间甚至亲人之间的关系被防范和不信任所毒化。可以说，告密是最丑恶的社会现象，尤其当告密成为制度更是如此。制度化的告密总是与秘密警察的权力最大化相联系，就犹如一币之两面，二者都是国家权力不受控制的标志。它们以一种无形但却及其现实的暴虐力量使人民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惧之中。卑劣的告密者和无法无天的秘密警察相互勾结，布成一张针对着勇气、独立、远见、对事物进行审视、怀疑、判断的理性精神等人类最宝贵素质以及禀有这些素质的优秀个体的巨网。通过罗织罪状、制造冤狱去消灭优秀个体，通过扼杀人的宝贵素质以取消公众做出反应的能力。不仅如此，告密制度散布猜忌与仇恨，调动起人们身上潜在的恶；防不胜防的告密和随之而来的惩罚则扼杀一切诚实的思想和信仰，瓦解人与人之间必要的合作与信任，并且最大限度地腐蚀民族精神。可以说，对人民使用密探和鼓励告密是一切暴政中最令人反感，也最具腐蚀性的，它对人类脆弱的道德是致命的打击。（摘自《东方文化》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