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蒋介石家族用何特殊办法培养后代观察反应能力

《环球人物》杂志：离开台湾，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吗?

蒋友柏：加拿大历史课的说法与台湾完全不一样。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比如：过去几百年，几乎平均每50年欧洲地区就会有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如何避免战争再度发生?为什么每一个国家的“敌国”通常都是他的“邻国”?一个国家应该如何与“邻国”相处，才不会变成“敌国”?

因为语言不通，我不能进入班上的主流团体，只能安静地在一旁观察同学和班上的活动。后来，班里来了一个大陆的同学，我们很快交往起来。但当他知道我的曾祖父是谁后，有一天来跟我说，他父亲不许他与我交往，因为我是“蒋匪”、“蒋贼”的后代，我当场痛骂他一顿并与他绝交。回到家，我不敢跟父亲提这件事，因为“蒋匪”、“蒋贼”这样的字眼在当时，是绝对没有办法从我嘴巴讲出来的。而且，我也觉得这样的字眼会污辱我的家族。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还会听到这个字眼吗?

蒋友柏：没有。我2001年回到台湾，几乎再也没有听过有人称我曾祖父为“蒋公”，就连那些当年靠高喊“蒋总统万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爱国爱党”中坚分子，大部分时候称呼我曾祖父与祖父的名号也只是“老蒋”与“小蒋”。“经国先生”这个称呼偶尔有。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全家去海边(好像是野柳)游玩，父亲指着海边岩岸的海浪告诉我：“想要浪花美丽，必须用力地冲击岩石，虽然痛，但是值得。”那一天的情景，我是全忘了，但是父亲留给我的这一句话我却牢牢记住了。(《悬崖下的小道》)

当记者问蒋友柏，谁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人，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父亲。蒋家有一套独特的“蒋氏训练法”：蒋孝勇会用带孩子爬山的机会，在他们爬完千层台阶而没有用心数数时，告诫他们：“虽然只是踏一小步，但每一步都要放在心上，每一步都要好好走，这样才可以走得更远更稳。”除了数台阶，开车时经过多少路灯，一群鸟飞过共有多少只，都是他经常和孩子们玩的“即兴游戏”。他一方面在培养孩子随时随地的观察能力;一方面也在强化他们对环境的快速反应能力。

蒋友柏告诉记者，父亲蒋孝勇念过五年陆军军校，后来担任过“中华民国”射击协会理事长，因此蒋家还有一项特别的活动：打靶。从枪管的结构，到如何安全拆解一把枪，清理后再装回去，蒋友柏都非常清楚。“要命中目标，其实要将天、地、人及手中那把枪合而为一。就看你要准度，还是要速度。像K47的射程远，后坐力强，每击发一次要恢复平衡的状态，这和用精巧的左轮枪不同，如果要连中目标，抓住平衡感的速度，可能比准度更难练。你要能控制呼吸、肌肉和意志力。”

1996年12月22日，蒋友柏的父亲蒋孝勇因食道癌病逝，终年48岁。父亲病重期间，蒋友柏特意从纽约大学休学回来，陪在他身边。

《环球人物》杂志：你父亲和你谈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蒋友柏：我爸告诉我，人的一生很像一张布满了点的图表，每一点都是机会和选择。可以往上下连、往左右连;借由这些“点”才能决定目的地，才能决定自己是谁;它绝不是一条直线。如果我爸一直健康，我“应该”会去他的公司实习、上班，他“应该”会介绍许多人给我认识，“应该”会有人找我参与更多的计划。但是，人生没有“应该”，我突然觉得要赶快为家人做些什么。

《环球人物》杂志：你觉得父母留给你最珍贵的是什么?

蒋友柏：我爸像朋友，真的像朋友一样教导我。我妈比较厉害的是，不管我们怎么叛逆，她都可以接受。我觉得这点就是最好的教诲。用“放”的方法让我们去探索人生，而不是“收”。

《环球人物》杂志：父母对你说做蒋家人很难，你也说人生要学会说“不要”，哪些东西是你决定不要的?

蒋友柏：对我来说，姓蒋是不可以不要的，它永远都会在，我也要努力把它做到好。其他，因为我不喜欢的东西很多，不喜欢的客户不接，钱不够的客户不接。但好玩的是，现在反而发现要经过什么都“要”的阶段。我跟以前的差别在于，现在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我可以给你什么，你拿到了会帮助你什么，所以我有选择权，以前不是。

《环球人物》杂志：你在美国学经济专业，最终为什么选择做设计?

蒋友柏：因为这条路别人没走过。而且我发现，原来的人生选择那么现实，所以决定去做一个人家想不到可以做出来的东西。因为那时候设计在台湾真的属于上不了台面的，所以才会想做，不服输。

《环球人物》杂志：为何远离政治?

蒋友柏：我诚实地讲，身为蒋家人，你要远离政治基本上是很难的，但是你要做的是你不要被政治所左右，不要被政治所利用。我不会再靠近政治，如若不然，我这辈子积累的东西就毁了，而且现在有小孩，想让他们安静地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