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另一面：当代农历系传教士根据西方天文学编纂

天文仪器

清代观象台比明代有很大的进步，如增加了仪器，改换了刻度等，以适应新的天文理论和天象观测的需要。康熙八年（1669）清政府命南怀仁督造新仪，并于康熙十二年制成六件大型天文仪器，计有赤道经纬仪（用于测量天体的赤经差和赤纬）、黄道经纬仪（测量黄经差和黄纬）、地平经仪[测量地平经度（方位角）]、地平纬仪（又称象限仪，用于测量天体的地平纬度）、纪限仪（测量二天体之间的角距离）与天体仪（即天球仪，相当于古代的浑象，可用于演示或推算天体位置以及出没和中天时刻等）。南怀仁还写成《灵台仪象志》一书，说明上述仪器的原理及使用方法，末附一份全天星表，他也因此而被提升为钦天监监正。康熙五十四年（1715），法国传教士纪利安又造地平经纬仪，并为了安装它而重新调整了观象台上陈列的其他仪器。这件仪器实际上是地平经仪和地平纬仪两仪的组合。清观象台上最后安装的一件大型仪器叫玑衡抚辰仪（用法与赤道经纬仪相同，但可直接测量赤道经纬度），于乾隆九年（1744）由德国传教士戴进贤主持开始制造，乾隆十九年竣工，是八件仪器中最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一种。玑衡抚辰仪仿照古代浑仪的结构，制作精美，分度刻划准确，而刻度则如其他仪器，为一圆周360度制。以上八件天文仪器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古观象台上。这些仪器总的来说仍旧在古典天文学的框架内。与我国传统的天文仪器相比，其改进之处在于它们在设计制造和安装方面比较精细；采用了西方通行的360度制和60进位制；刻度盘上加有游标，提高了读数精度；黄道经纬仪上装设有黄极圈等，另外，纪限仪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些古色古香大多带有欧洲风格的天文仪器，并没有装置当时西方已广泛使用的望远镜，所以它们虽可用于一般观测，编制和校验历法，但作为天体研究的工具，则已是远远地落后了。

《仪象考成》、《仪象考成续编》及全天星表乾隆四年（1739），戴进贤奏请增修《灵台仪象志》的星表部分，乾隆九年，钦天监发现黄赤交角比《灵台仪象志》出版时已有显著的变化，因此又奏请清政府重新测算星表，与研制玑衡抚辰仪同时进行，并于乾隆十七年（1752）由戴进贤主持编成《仪象考成》32卷，1756年刊行。乾隆曾亲自为之作序，说此事使“天官家诸星纪数之缺者，补之序之，紊者正之”。《仪象考成》首两卷介绍玑衡抚辰仪的性能和用法，后30卷是星表。其中载录传统星官277个共1319颗星，比《灵台仪象志》多16个星官109颗星，又增添了传统天文学中没有的星1614颗，南天极附近23个星官150颗星，合计共300个星官3083颗星。这是清代发表的又一份全天星表，据研究，它们主要是参照新出版的欧洲星表的数据编撰而成的。

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政府决定重测星表。这时在钦天监中已无外国传教士，参加工作的全是中国官员，他们于道光二十五年完成了《仪象考成续编》32卷。续编中收入3240颗星，与《仪象考成》相比，新增163颗星，并删减了这次没有观测到的6颗星。中国天文学家独立测算完成的这一巨著，反映了中国天文学的进步。中国天文学家不仅独立承担了大量的观测工作，并根据新的观测结果对原有星表进行了修订，而且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他们否定了认为恒星亮暗不同是由于恒星直径大小不同的说法，而以恒星离我们的远近距离来加以解释，并且提出恒星本身的变化也会造成恒星亮度的变化，从而纠正了传教士所传授的关于恒星等方面的错误概念。

钦天监以外的天文工作

清代钦天监以外的天文学研究工作是十分出色的。中国学者出于实践需要和对天文学的爱好，再加上对洋人把持钦天监的局面总觉得脸上无光，于是一部分人致力于研究和发掘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精华，希望找回昔日的光荣；一部分人努力学习和掌握西方数学和天文学，借鉴彼方之长，弥补我方之短，以利应用；还有一些学者可说是学擅中西，对于中西天文学的长处与存在的问题都有所阐发，因而在传统天文学与欧洲天文学两个方面都形成了活跃的研究风气，取得了不少在有清一代很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梅文鼎是这一研究的开路先锋。他致力于阐发西学要旨，表彰中学精萃，对传统天文学与欧洲天文学展开了全面的研究。他在《历学骈枝》5卷，《古今历法通考》58卷，《明史·历志》等著作中，对于中国传统天文学中的历法沿革、基本原理、计算方法、仪器、图表等，作了全面的论述。尤其是他对《授时历》和《大统历》的深入阐释，例如关于日、月不等速运动对合朔时刻的影响，关于日月交食的计算，用几何方法解释《授时历》求日食和月食食限时刻的原理，接近球面三角学的黄赤坐标换算法，三次差内插公式以及对《大统历》错误数据的校正等，更是常常为人们所称道。梅文鼎对伊斯兰天文学也有所探讨。在《历学骈枝》、《回回历补注》中，他对回回历法五星行度，本轮运行以及西域星表的考算，是研究回回历的重要成果。关于西方天文学，他著有一本学习西法的入门著作《历学疑问》，介绍了西方天文学中的小轮学说和偏心圆理论等。书中提出西法有些内容为中历所无，可添补中法之未备，兼收并取，以使历法更为完善，这本书康熙曾亲加批点。这方面的著作还有《五星管见》、《交食》、《七政》、《恒星纪要》等，对于西方推算日月食和日月五星位置的方法以及星表等，作了较系统的整理和阐述。但他宣扬的西学东源说，如提出西方天文学体系，其本源出自中国古代盖天说等，则是荒谬的，并且产生了不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