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记住提问总理的记者

就在刚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了采访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总理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牵动舆论的神经。而与之同时，成为舆论主角之一的，是那些提问总理的记者们。

“主持人你好，我是某某报、某某网的记者，我的问题是……”

两会期间，如果一个记者有机会提问，那么这就是他站起来的必备台词——没有之一。

不管是提问新闻发言人，还是总理记者招待会，随时可以听到这句话。提问者因自然而成习惯，旁观者因习惯而成自然。

不管是出于礼节性的身份说明，还是出于利益性的单位交代，这种自我介绍都无可厚非。

问题在于，一些提问者在乎提问的形式高于提问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媒体将记者能有机会上两会采访作为炫耀的资本，甚至将公开场合得到提问机会，视为无尚荣耀。

与之同时，一些研究者和媒体津津乐道于都哪些中外媒体有机会提问，从读懂中国的角度，这是一个独特的视角，但客观上，提问问题的分布或许更为紧要。

进一步说，一个关注度极高的政治会议，若干次媒体提问机会，公众最后能记住什么，谁记得提问总理的是哪家媒体、哪位记者？

从传播学规律来看，公众记住一家媒体或者一位记者，是因为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场合，提问了一个合适的问题，受众因问题的难忘而连带的记忆。

这个问题，我随机性问了几个身边的朋友，结果惊人一致。

今年两会上印象最深的，是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吕新华被提问的关于更大老虎的问题。

我问，是否记得是哪家媒体记者提问的？

大多数人表示记住了这个大老虎的问题，超过一半的人记得是香港凤凰卫视、凤凰网的一位女记者。

就是说，即便公众记住了一些媒体，也是因为这个媒体的记者提出了公众最为关注的问题。

我想到曾有机会采访到邓小平的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尽管多次读过《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法拉奇的采访实录，其中一些问题耳熟能详：“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我没记住法拉奇是哪个媒体的记者——但永远记住了法拉奇，因为她提出了别人不敢问、不能问、没法问以及没有机会问的问题。

虽然有一些外媒记者吐槽说，假如问到一些敏感问题或许会失去提问的机会，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近两年来在两会上，“敏感”这个字眼正在淡化，试想，当“铁帽子王”“更大老虎”之类的问题都可以问，本身也是一种积极的变化。

并且，新一届领导班子多次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作为记者，敢于、善于、能够提出一些真问题，不仅是记者“问题意识”的彰显，也在客观上与被提问者保持一种良性互动，给回答者以灵感，给旁观者以收获。

假设，一位记者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提问了一个很牛的问题，即便没有说“我是某某报、某某网的记者”，我想，很多人还是会把他/她给搜索出来的。（文/高明勇凤凰网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