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毛泽东曾在哪次大会当众批评周恩来战略错误

核心提示：毛泽东继续说：“恩来同志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击敌人，提出过‘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则变为全线抵御。其实，在战略上这二者都是错误的。”

本文摘自：《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作者：孟庆春，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博古宣布会议开始后，第一个要求发言的是毛泽东。他拢了拢满头的长发，站起来，手里拿着那份毛边纸的铅笔记录稿，用一口地道的湘音说着，边说边还有点轻微的咳嗽。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

博古同志在上午的报告里，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去中的逃跑主义。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用一种询问的目光扫视着参会的诸位。没有人说话，只是有的用赞许的眼光向他微微点点头。毛泽东继续说：“恩来同志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击敌人，提出过‘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则变为全线抵御。其实，在战略上这二者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瞅了瞅周恩来。周恩来眨眨眼，微微点了一下头。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都被我们打败了呢?唯独第五次，我们不能取胜?当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主观上的原因，博古同志分析得少一些。我想趁此机会，把前后五次战争的基本情况向诸君作一个介绍，道理就明白了。”毛泽东说：

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十万，而红军只有四万，是25比1；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二十万，红军四万，是5比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是10比1；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仍然是10比1；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10比1，而我们为什么失败得那么惨，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个大搬家，逃之夭夭。这难道可以说，我们在军事策略方面，没有一点儿过错？

讲到这里，毛泽东有些气愤，声音也就大了起来。毛泽东接着说：“前四次反‘围剿’，各根据地同样也是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小，瓦解敌军，白区工作的开展也很有限，为什么我们却赢得了胜利?其实，根据地人民，通过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方支前的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的开展也是好的，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广大群众参军参战，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扩红运动形成热潮，十万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红军力量空前扩大。前方红军的财政、粮食和其他物质上需要，都得到了供应和保证，这些都是粉碎敌人进攻的有利条件。”

毛泽东端起自己面前的搪瓷缸，喝了一口开水，润润喉咙，然后又对大家说：“关于华夫（即指李德--笔者注）同志的工作，我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华夫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瞎指挥！”

凭着一种直感，李德感到毛泽东可能在指责他，于是眼珠瞪得圆圆的。他用俄语问翻译伍修权，毛泽东在讲些什么？伍修权翻译后，他将手中的雪茄朝过道外一掷，站起来，指着毛泽东大声说道：“你这是报复，报复过去，我批评过你，今天，你趁机会找我算账！”

毛泽东没有理会他，付之一笑：“有意见好好说嘛，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嘛。”与会者感到，毛泽东的发言谈出了问题的实质，好像为总结一次反“围剿”战役拟就了一个提纲，只待大家修改、补充和完善。

王稼祥在躺椅里不安起来，然后坐了起来，用一只手轻轻按住腹部的伤口，对大家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洛甫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说言之成理，顺理成章。他对指挥五次反‘围剿’三个阶段的分析归纳，我很欣赏，指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朱德严肃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朱德同志接着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聂荣臻接过朱德的话说：“毛泽东指出华夫同志是瞎指挥，我完全赞成，这，我深有所感。华夫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当时，伍修权将聂荣臻的话翻译给了李德，李德眨巴着黄黄的眼珠，脸上露出极不高兴的表情，但聂荣臻讲的又全是事实，他也不好辩护，更不好发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