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歼日军最多一仗谁指挥？日军惊呼其神机军师

从1943年开始，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普遍运用“敌进我进”的方针开展斗争，组织了大量“武工队”深入敌后，配合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取得了重大战果。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做法。在当时，这种提法与井冈山毛主席提出的“敌进我退”是相反的，所以说父亲在军事上是很敢说自己的想法的。后来到延安见到毛主席，主席跟他说：“你们这个‘敌进我进’搞得好！抗击了敌人，壮大了我们。”“百团大战”之后，冈村宁次在其日记里写到，“我们以65%以上的兵力对付共产党，以35%的兵力对付国民党。”

讲一点儿《孙子兵法》，帮助理解八路军的抗战。孙子的“胜不可为”是其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先求不败，在不败的过程中摸索与敌人斗争的规律，寻求方法因势利导，从而获胜。父亲就是这么做的，所以说“敌进我进”是八路军抗战的一个重要步骤。

总之，“敌进我进”这一战略举措，不仅有效打击了日军，而且壮大了我军。129师出征时九千多人，走出太行山时三十多万正规部队，七十多万地方部队。说到底，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壮大是在斗争中斗出来的，是靠我们实施了正确的战略举措，发动群众、扎根群众得来的。

刘伯承师长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先后与国民党高级将领汤恩伯、鹿钟麟、朱怀冰等谈判，促进团结抗日。图为1939年夏，刘伯承师长（右）与彭德怀副总司令（左）同国民党第97军军长朱怀冰合影。

　　“扫荡”与反“扫荡”

记者：日军1942年对太行山的“五一大扫荡”，重点攻势是太行山南部129师师部，刘帅率部四昼夜艰苦奋战胜利突围。冈村宁次评价说，“此次‘扫荡’唯有一个‘刘伯承集团’没有受损，日后定当多加注意。”请您讲讲当时的情况? 据说当时日军一万五千多人，而刘帅只有两千人？

刘：父亲在指挥反“五一大扫荡”时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准备得早。他派出的侦察分队5月初就报告，日本小分队化装成中国人分组配翻译进行训练，父亲判断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即将开始。6月9日日军开始行动，而父亲在5月21日就让部队完成了准备工作，开始转移。日军以为八路军的司令部还在原地，当然扑个空。

第二个特点是对日军的“扫荡”战术有充分的分析。日军对八路军的“扫荡”使用的战术是“铁壁合围”，父亲对日军这一战术有详细的分析和周密的对策。

日军“铁壁合围”是对袭击目标进行第一次包围，如果发现八路军有突围的情况，紧接着实施第二次包围。父亲根据日军出兵的不同方向，在地图上标了不同的“利害变换线”，同时对突围也有上、中、下三种方案。上是找到敌人合围的最后缝隙，在敌人接近变换线时跳出去。中是用小股部队袭击日军，制造缝隙带领司令部机关跳出去。下是一边打，一边向深山里退。整个抗战中，父亲从未失过手，每次都能带机关部队跳出日军的“铁壁合围”。

父亲打仗的特点是谨慎、多谋、精确，这也来源于他勇敢、镇静、周密思考，重视侦察工作。为准确利用“利害变换线”突围，他经常亲自到阵地上观察敌情。李聚奎上将曾回忆，在与日军作战时，刘师长为了观察地形，经常亲自到前线阵地上去，有时候近得连日军的胡子都能看见。所以可以说，父亲的运筹帷幄来源于知己知彼，来源于对战场态势的正确感悟。

1942年抗日烽火如火如荼，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给他过五十大寿，以鼓舞振奋军心。当时朱老总评价他“智、信、仁、勇、严，有古名将风范”。陈老总评价他“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

博闻广识

记者：刘伯承元帅是家喻户晓的常胜将军，在人们眼中都认为他是一个军事天才。您所了解的刘帅是怎样开展军事战略研究的？

刘：现在有些影视作品喜欢把将军写成“爱发脾气，爱骂人，喝了酒，一阵厮杀，仗就胜了”，实际不然。大军事家吴起说“总文武者，军之将也”。父亲的制胜谋略和克敌妙法，来源于他对战争理论的研究和博览群书、学识渊博。

抗战出征前夕，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现在要读的书是《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决议》、《社会科学》、《辨证法》、《经济学大纲》……”父亲常说：“打仗要多用脑子。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还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

此外，他还十分注重对部队进行军事理论的培养。在辽县时，在一间窑洞似的房子里，父亲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伏案疾书，常常是彻夜不眠。在短短的十个月中，他撰写和翻译出一系列关于游击战的最新论著和译作，大概有近10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