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记忆中的遵义会议

从那以后，林彪和罗瑞卿作为“演员”的名声大振，李卓然这位“编剧”也广为人知。李卓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调去当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跟他当年“编剧”也有点瓜葛。李卓然和刘少奇到了遵义，就赶往新城，去看望毛泽东。

毛泽东头天夜里，从炭火盆旁走上冷风飕飕的大街，受了风寒，感冒了。李卓然在一九八四年曾回忆：“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正患感冒，头上裹着一条毛巾，尽管在病中，但他仍然专注地倾听我的汇报。当我谈到部队已经怨声载道时，他笑笑说：‘怨声载道，对领导不满意啦？’我说：‘是的。’他又说：‘那你在会议上讲一讲，好不好？’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并要我在会议上发个言。”李卓然：《难忘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光芒》，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由于大部分与会者军务在身，白天忙于处理军务，会议总在夜间举行。十六日、十七日又接连开了两个晚上的会。彭德怀和杨尚昆在出席了十六日晚的会议之后，未等会议结束，就匆匆赶赴前线——那是因为柏公馆的那位柏辉章率师在遵义以南的刀靶水进攻红三军团第六师，战事紧迫，彭、杨出征。

第二、第三个晚上的会议，仍然在柏公馆楼上客厅里举行。据伍修权回忆：在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厉害。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伍修权的回忆》，《遵义会议资料选编》，贵州大学编印，一九八五年版。

作为李德的“老校友”，刘伯承被李德撤过职，他指出：中国的国情和苏联不同，把苏联军事院校那一套正规战、阵地战的打法搬到中央苏区来，势必会惨败。刘伯承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李卓然作了发言，说部队对博古、李德那一套打法“怨声载道”。陈云、刘少奇在发言中，明确地表示支持毛泽东。向来稳健的朱德总司令，当面谴责了李德：“弄得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朱德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举足轻重，在博古、李德受到批判时，他实际上是党内、军内最高领导人。他是遵义会议的组织者，正因为这样，给李卓然、刘少奇的电报是以“恩来”署名发出的。周恩来在通道会议上已经支持毛泽东，黎平会议时更与李德当面“顶撞”，此时他在发言中说“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第二百八十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其实，周恩来的支持，才是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至于林彪，聂荣臻和伍修权回忆说他“一言不发”。但是，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则回忆说林彪“竭力操着粗暴声调”批判他。尽管不同人的回忆有着不同的印象，不过，有两件史实，可以很生动勾画林彪的形象：一九三四年春末，李德在红一军团视察时，曾与林彪作了一次深谈，建议他写一篇论述“短促突击”战术的文章。林彪果真在这年六月十七日发表《论短促突击》一文，赞同李德的战略战术。可是，在遵义会议之后，被削去军权的李德“下放”到林彪的红一军团。据李德回忆，“林彪以一种不耐烦的态度接待了我”，“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度过了几星期，在这期间他对我也几乎毫不过问”。与会者一个个发言，支持毛泽东，毛泽东赢得了明显的多数。会议的形势，如陈云在手稿中所描述的：

扩大会议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即李德——引者注）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博古和李德，已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除了凯丰那一票表示支持博古和李德之外，二十位出席者中的十六位支持毛泽东。

陈云的手稿中写及：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这样，既批评了“三人团”，又把“三人团”中的李德、博古和周恩来区别开来，指出李德、博古“要负主要责任”。

会议进入第三个晚上，局面已经完全明朗化了。于是，着手进行最后的议题，即作出四项决定。这四项决定，并未见诸张闻天起草的会议的决议。直至陈云手稿于一九八五年公开发表，这四项决定才正式公布：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