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五·济南事变蒋介石是否不抵抗
2015年01月06日 21:56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兰台
身处事变之中的蒋介石,为了北伐统一最终选择了忍辱绕道的决策,也为未来的抗战大业,奠下了全国一统的基础。
日本政府公布的文件也证实: “二日,到济之南军总司令蒋介石对日本师团长声明,南军可绝对维持治安,要求日本军从速撤退及撤去防备设备。日本军乃于二日夜将该项防备撤去,以前避赴安全地带之日本居留民中已有归宅者。”这次双方可谓配合良好。
事变发生后,日本官方资料中记载“日本领事更屡冒危险,尽力于与中国方面取联络,协议停战。”这一记载也得到了亲历事变的中国军官的证实。
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的贺国光回忆:“若我应付得法,仍有商洽余地。第一、当我方向日军交涉要求其撤除防御工事时,日军于夜晚已进行撤除,此乃余所目睹者。第二、双方发生冲突之后,我方20-30人尚在日军辖区内之澡堂洗澡,经交涉,日方派宪兵多人护送归还。第三、事体未扩大之前,日本军官佐佐木道一曾建议双方派宪兵隔开,俾避免冲突。可商洽而未商洽,终而发生惨案,双方都有责任……日本控制区内之商埠,在事件发生时,即下令戒严,我方人员被送出后,日本武官曾来联络,要求我于商埠四周置国旗,并派卫兵把守,则彼此不致冲突,杨杰亦不采纳此种办法。惨案属于偶发,并非日方有计划之行动。”
济南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立即命令各师长“约束队伍,不许出外,敬俟命令,力避与日军冲
突”。同时通知日军司令福田彦助,称“我军已下令约束,不许出外,希贵司令亦下令贵军,不令兵士外出,免生冲突”; “至目前冲突情形,我正调查,俟调查结果,再决定办法。现在第一要务即为双方各自撤回军队,不使冲突扩大”。同日中午,蒋介石又发布命令: “所有军队,除在城内者外,凡城外军队一律于今日下午五时以前离开济南近郊,尽力让避日军,不许与之无谓冲突。”同时再派人通知福田: “吾已严令我军,限于下午五时以前,城外军队一律离开济南近郊,同时望君亦约束队伍,不可放枪开炮,伤我军民。” 福田派人回复,决定夜晚派代表协商解决办法,当晚,中日双方军前谈判正式开始。
但日方态度逐渐强硬。当夜,中方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方参谋长黑田就济南问题举行首次谈判。会上,黑田提出了“凡济南商阜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胶济路和津浦铁路不许中国运兵”,“中国军队一体全数退出济南二十里”等要求。熊认为“对方一种骄横无人性的态度,并不是真心约来会商和解,似为估计对我加以激怒,求能扩大事态,阻碍我军之渡河北进”,因此“卒拒不签字”。
而日本军部犹恐前线日军不够强硬,不断命令“需要采取极为强硬的态度,”以“显扬国军威信”,“此为日军由保护侨民,发展到为维持国军威信而进行惩罚措施的关键阶段”。最终,控制事态的一切努力都在这种蛮横的强硬面前化为乌有。事变终扩大到无可救药。
蒋介石“不抵抗”吗:在忍辱与抗争之间的七天
面对日军如此蛮横的强硬,蒋介石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
后世对于蒋在济南事变中的表现一直诟病其采取“不抵抗主义”对日军示弱,那么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不抵抗主义”的说法来自于于兖州会议。蒋介石1928年5月10日,距5月3日在济南发生的惨案刚一星期,在山东兖州,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几位要人,围绕着对日方略而进行了会谈。这次会谈,被其后的记载和著述称为兖州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讨论至下午四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惟一方针” 坚持一面交涉,一面与日军脱离接触,绕道北伐。
那么,就此可以说蒋介石在济南事变中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吗?
答案是:不能。从5月3日到5月10日这一周的时间里,蒋介石实际上是安排并组织了抵抗的。
蒋介石5月5日离开济南城。离城前他命令嫡系的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第一军第二师的李延年团和其第四军团第四十一军第九十一师的邓殷藩团留下守城(两团都归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方振武部、第四十一军副军长兼济南卫戍副司令苏宗辙指挥)。当时蒋介石亲口对李延年说:“你至少要固守两天以上,并且一定要等到日军真正向城内来强行进攻之后,你才可自动的与苏(宗辙)部向泰安方面撤退”。李延年当场表示“一定死守济南城”。
5月7日福田提出苛酷的五条谈判条款后,蒋介石派出代表熊式辉和罗家伦至济南日军司令部与福田谈判。熊、罗二人次日见到守卫济南城的苏宗辙和李延年,向他们传达了蒋介石继续坚守济南城的三点命令:“尽卫戍的责任,不得向日军进攻;同时日军来攻的时候,必须死守,并予以重大的打击;如不奉到退却的命令,不能撤出济南”。 5月9日晚,蒋还在发给北伐军的内部电报中说:“本军尚未渡河部队,已在济南东西南北区准备抵抗日本倭寇”。这些命令表明:至少在5月10日兖州会议“决取不抵抗主义”之前,他还在具体部署局部对日抵抗。
蒋介石的心态及其对于部属的命令,自然会影响到战场实际中北伐军对于来犯日军在战场上进行抵抗。
事变发生后北伐军对日军的作战主要有两场:
一是党家庄阻击战。5月7日福田向蒋介石提出苛酷五条后,藉口蒋没在其限定时间内答复,次日又挑起战端。日军上午开始猛烈炮轰济南城,下午侵犯济南郊外的党家庄。党家庄有津浦铁路车站,距离济南30里。当时北伐军“第三军第八师正欲赴齐河渡河北伐,适在该处休息,突遭冲击,死伤八十余人,乃全师奋起抵抗,激战至九时,日军始不支,纷向北面退去”。据当时指挥该师的金汉鼎后来回忆,他将党家庄的对日激战情况上报后,蒋介石回令“不要抵抗,速撤退到崮山警戒”。但金汉鼎认为撤退前“得给敌人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有所顾虑”,蒋回电同意:“可,准在午后八时撤至崮山警戒待命”。此仗使日军死伤近百人。蒋在当天日记中记载说日军“进逼党(家)庄,为余军抗,抗乃后退”,没有否定其部属对日军的抵抗。并对此战定性为北伐军“不得已还枪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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