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建国初范长江曾建议取消硕博学衔 改称“进士”

核心提示：又如关于学衔问题，他主张不要叫博士、硕士，而应中国化，称为“进士”之类。有人在会上挖苦他说：“干脆叫状元、榜眼、探花以及解元、举人、秀才等等算了。”引得全场大笑，连他自己也笑得喘不过气来。

本文摘自：《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作者：李新，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范长江也是一位文化人，著名记者，并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经验和领导工作才能，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大官，在文教方面管很多事情，对自己毫不熟悉的事情，也发表“高见”。例如，对文字改革，他揣摩毛主席的想法，提出了一套中国化的字母表，既不像罗马的字母，也不像中国的隶书、楷书，谁也认不出来。又如关于学衔问题，他主张不要叫博士、硕士，而应中国化，称为“进士”之类。有人在会上挖苦他说：“干脆叫状元、榜眼、探花以及解元、举人、秀才等等算了。”引得全场大笑，连他自己也笑得喘不过气来。

就是这样两位书生、文化人，以大官的身份，到人民大学指导“三反”运动。他们不仅没有调查研究，连起码的情况也不了解一下，到人大一看，正在修房子，而且校门口还盖了一座大楼。他们想，盖大楼，修房子，一定花了许多钱。花了许多钱，一定有贪污，大贪污。因此，认为人大“山深林密，虎情严重”，于是号召全校师生员工一致起来打老虎。结果，在他们的指导下，人大打到不少的老虎，而且打到了全国最大的老虎。当时，刘一心和白总工程师一案成了全国最大的贪污案。虽然很快更大的贪污案就超过了它，但人大一时成为全国之最，确实很出风头。钱俊瑞和范长江这时也非常得意。

人民大学的老干部多，他们大都有整风审干的经验。但他们并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反而利用坦白运动的经验来整人。鲍建章是经过长征的工农干部，整风审干没整到他头上。刘一心虽是工人出身，但是抗战初参加工作的。延安搞坦白运动时，无论怎样轮番“劝说”，他都没有坦白。不像许多知识分子，经不住“劝说”者的轮番轰炸就“坦白”了。所以他的问题，一直成为悬案。一直拖到1946年他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招待所所长时还没有解决。后来，我担任中央局组织科长时，经过调查研究，才由组织部长宋任穷批准，把他的问题解决了，恢复了他的党籍。“三反”运动时，他被当成大老虎来打。许多勤工人员被煽动起来，见他仍吃小灶，非常不满，就向他吐唾沫，他也毫不示弱地回吐，双方几乎打了起来。我见此情况，出来加以了制止。所以刘一心一生与我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白总工程师等私营公司的职员和我校一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参加的人员，他们没有经过坦白运动，哪能顶得住“劝说”者的轮番轰炸，于是在压力和诱骗之下，纷纷交待了“贪污罪行”。而且越交待越没有完。就像当年人人都被打成特务一样，如今凡管钱的都被视为贪污嫌疑犯。而刘一心、白总工程师便成为全国最大的“贪污分子”了。

当时要修建，就得购买大批建筑材料。要购买建材，就得和私商打交道。为了从东北买木材和从南方买金属材料，修建处和全国各地私商都有关系。“三反”运动一来，再加上“五反”运动开始，各地私商被发动起来检举。于是，人大修建处的贪污材料愈积愈多，贪污数额也愈来愈大。

除修建处外，人大的校医院也发现了大老虎。这个大老虎是谁？原来就是从小参加革命的院长张敬发。抗战开始，他不过十五六岁就参加了八路军，而且入了党。他从白求恩医校毕业后，就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根本不知道贪污为何事。新中国成立后当上了医院院长，为了买医疗器材和医疗用品，不能不与私商打交道。他虽然力求节约，但在买货中因为缺少经验而上当受骗是可能有的，但要说贪污则是绝不会有的。可是打虎队看中了他，就把他隔离起来审查。所谓隔离，实际上就是私设监狱；所谓审查，就是私设公堂。整风审干以来历来如此。只要一搞运动，什么党章国法都没有了。一批批整人的积极分子，就是靠运动起家，所以，他们很是留恋搞运动。

打虎队对张敬发和对刘一心、白总工程师一样，首先从他下面的人突破。医院里一般工作人员，大都是新参加工作的，哪里经得住打虎队的突袭。于是一个个地“坦白”交待了。尽管张敬发和刘一心一样，坚决不承认，但最后还是成了“大老虎”。

对刘一心和张敬发，都召开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来斗争。我因忙于维持异常困难的教学工作，这些会概不参加。听说斗争张敬发的大会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的，会后立刻将他上了铐，送进了北京的监狱。那时的监狱，也不管“犯人”有罪无罪，是什么罪，只要权威方面送来，就得把他收下，监狱把张敬发收下后，不得不调查他的“罪行”。长期调查的结果，证明张敬发根本没有贪污。他获得无罪释放后，对监狱非常感激，只是对人民大学恨之入骨。从此，他一生再也不进人大的校门。这都是后话，是他后来担任了宽街北京中医院的院长，我常到那里请他找大夫看病，他亲自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