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泽东：党委给报纸一个方向即可 不要干涉过多

李汝祺的文章在这种背景下发表出来，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是很自然的事。毛泽东把遗传学领域发生的事件上升到我国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的高度，这个简洁明快的提法，不仅是对科学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也体现了毛泽东对百家争鸣方针的极力推动。

后来，毛泽东又几次约见竺可桢，一直到1974年冬天，在长沙养病的毛泽东还特地嘱托王震路过上海时给竺可桢带了口信，问为什么这几年没有见到竺可桢发表的文章。遗传学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似乎有着特殊重要的分量，也许，这与1956年遗传学领域开了百家争鸣的先河，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吧。

周谷城的观点在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毛泽东在信中说，“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

在《毛泽东书信选集》里，有一封1958年7月28日写给周谷城先生的信，信中写道：“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列论；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这封信的后面，隐含着这样一段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学科的教科书是从苏联引进的，在苏联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一些学术观点，也因此成为中国主流的学术观点。1956年，周谷城在《新建设》杂志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对从苏联引进在中国占主流的一个哲学观点，即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是低级与高级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看法。周文认为，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追问大前提是怎样成立的；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因而没有观点上的倾向性，没有阶级性；它既可为辩证法服务，也可为形而上学服务；既能为正确的主张服务，也能为错误的主张服务；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周谷城的这个“主从说”，无疑是对苏联的“高低级说”的一个挑战。

周谷城的文章在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甚至可以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毛泽东早就关注到了这场辩论。他是赞同周谷城的观点的。1957年3月20日，他路过上海，停留的时间只有一晚上，就是当晚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友谊电影院召开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宣传报告。虽然行程匆匆，他还是利用吃晚饭之前的一点空隙，把周谷城约去谈话。毛泽东手里拿着一本《新建设》，对周说：“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

周谷城回答：“不得了，火箭炮似的批评冲起来，我受不了。”

毛泽东问：“有什么受不了？辩论就是嘛。”

周谷城解释：“我的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说：“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

周谷城说：“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可以鼓励我。”

毛泽东告诉他：“人民大学里的一个刊物，好像是《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引了你的意见。”

周谷城说：“我没有看见。”

毛泽东表示：“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还鼓励他说：“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

后来，毛泽东让人给周寄了几本刊物，还把其中引用周的观点的地方都细心地折了角。毛泽东所说的文章，是人民大学哲学系王方名的三篇文章。（毛泽东对这几篇文章很欣赏，在他的建议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把它们汇编出版。）

与周谷城这次面谈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逻辑学的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不仅有周谷城、王方名，还有哲学界的大家如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谈到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后来毛泽东又几次在不同会议上谈了自己对逻辑学的这场争论的看法。

1958年，周谷城关于逻辑辩论的文章汇集成册，准备出版。他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这个情况，并提出了请毛泽东作序的请求。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那封信。

毛泽东在信中说自己对逻辑问题“无多研究”，是一句谦虚的话。实际上，他从年轻时就对逻辑学有浓厚的兴趣，在延安时代又花过很大力气研究，曾经创造过一天读93页逻辑学专著（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的读书纪录。解放后还认真读过苏联的逻辑学教科书。对周谷城文章引起的讨论，他更是从头至尾给予了高度关注。他有自己的观点，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由于他的党和国家领袖的身份，如果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势必影响到不同意见的发表。在问题还在争论中的情况下，如果他给周谷城的书写了序，等于公开了自己的观点，这样讨论实际上就要中止了。因此毛泽东才表示：“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婉拒了周谷城的请求。在学术讨论中坚持百家争鸣，是毛泽东的倡导，他自己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致读者

再过几天，就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我们与专门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合作，从今日起连续五天推出“纪念特刊”，敬请广大读者留意。

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对上个世纪的中国和世界作用都是深刻而久远的，对当代中国也仍然继续发挥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关于这些思想和理论，年长的读者也许知之不确，年轻的读者也许知之不详。我们试图在有限的版面中，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再挖掘，更真实地反映出这些理论和思想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