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汪东兴劝某大人物：别按江青意见办 将来会被动

他问了小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1969年6月，你跟随江青到上海，一天早晨江青起床以后，你在江青的卧室拉开了几扇窗帘？看到什么了？另一个问题是：1970年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主席住在哪儿？林彪住在哪儿？

小周认为这两个问题问得莫名其妙，便说：“在上海时，江青的卧室拉开几扇窗帘，要看时间的早晚、天气是晴是阴，以及江青在不在卧室而定，天气晴朗就少开几扇，天气阴就多开几扇；江青在卧室就少开几扇，不在卧室就多开几扇。多开几扇或少开几扇窗帘还会有什么问题吗？至于在庐山，毛主席住在什么地方，你去问汪东兴、张耀祠同志，我知道也不能讲，这保密。林彪住在什么地方，我没有去过，不知道。”

天真无邪的小周哪里知道，问的这两个问题正是江青诬陷小周是林彪的特务的两条罪状。

这位副部长听了小周的回答，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走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69年6月，在上海。一天中午，小周伺候江青起床时，按惯例顺手拉开一扇窗帘，这时有两个哨兵巡逻，从窗外走过去，小周并没有注意到那两个哨兵。江青却犯了疑，当天下午，江青叫我打电话把张春桥叫去，江青问他：今天中午有两个人从窗外走过去，是什么人？他们有什么企图？查清楚立即告诉我！

第二天，张春桥到江青的住地报告江青调查结果。张春桥说：“昨天中午从你窗外走过去的那两个人是保卫你安全的两个哨兵，没有发现什么不轨行为。我已告诉他们，以后哨兵巡逻时，不要离你的窗户太近，以免影响你的休息和办公。”

当时江青相信了张春桥的调查，以后再也没有提起此事。

两年过去了，林彪叛国出逃，江青又提起那件事，硬说那天是小周和空四军联系好的（空四军是林彪集团成员王维国领导的部队），趁江青起床拉开窗帘之机企图用枪打死她。

再一件事就是1970年在庐山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有一天，小周同两位工作人员趁江青休息时间，到离江青住地只有200多米远的小卖部买了一支牙膏和一块的确良布，来去只有十几分钟时间，不料被“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徐景贤和王秀珍看见了，便向江青告密说：怀疑小周在庐山期间到林彪的住地去过，给林彪通风报信。

这两件事情原来有这样的背景，任凭小周多么聪明，绞尽脑汁也想不到这样复杂。

又过了几个月，对小周的“问题”没有人问津，小周忍不住了，又大哭大闹一顿。果然惊动了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大人物。他去了以后，对小周慢条斯理地说：“听说你闹得很厉害，是怎么回事？”

小周趁这个机会诉说了自己无处诉说的心里话，她说：“我给江青当护士时，尽心尽力地为她服务，努力工作，我对党是问心无愧的，我对江青也是问心无愧的，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那位大人物听了以后说：“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相信党嘛，我们的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

这时，小周看见那位大人物的警卫员也在一旁，便提高了嗓门：“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对党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任何时候都应该实事求是，不冤枉任何人。”

小周故意提高声音，是想让那位大人物的警卫员听到，好让他把自己关押在什么地方的消息传出去，以唤起曾和她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的同情，替她说话，为她申冤。

我们和小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对小周的不幸遭遇愤愤不平，同时，也感到人人自危。我们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如果继续在江青处工作，谁也逃脱不了跟小周一样的下场。我们实在控制不住内心的恐惧，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想寻找机会发泄发泄。

终于有一天，汪东兴到钓鱼台10号楼办事，我们几位工作人员拉住他，不让他走，请他听听我们的意见。汪东兴只好坐在小会客厅耐心地听大家发言。大家纷纷问道：“小周有什么罪？为什么那样对待她？小周的问题不解决，我们也不在这里干了。”

汪东兴听了我们的意见以后，说：“小周究竟有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我了解一下，你们别着急，她的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的。”

汪东兴回到中南海以后，把小周的事，向毛主席报告说：“我刚才到江青同志那里去了一下，那里的工作人员的心情不平稳，就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毛主席问：“为什么？”

汪东兴说：“江青同志原来有个护士小周，被隔离审查了，江青同志怀疑她有问题。江青同志那里的工作人员证明小周是个好同志，没有任何问题，纷纷要求把小周放出来。”

毛主席听了汪东兴的汇报，很生气，立即指出：“江青不应该无根据地对待一个孩子，从哪里抓起来的，还放回哪里去！”

1973年初夏，我们听到小周被释放的消息，十分高兴。但是，没过多久，我和江青的警卫员周金铭也被江青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了“反革命”，送到中央办公厅江西“五七”学校劳动。

我记得到了“五七”学校以后，有一个星期天，我和大周到小周所在的连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小周是从五七学校抓走的，释放以后又被送回五七学校）去看她。小周看到患难与共，久别重逢的战友，像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我们两位男子汉也禁不住地哭了起来。我们既为小周的获释而高兴，又为小周的不幸遭遇而难过。

小周后来流着眼泪对我们说：“关押我的时候，有两个女同志，其中一个对我态度比较好，另一个对我态度不好。她经常对我说：‘你要老实交待问题，不要走向党的反面。’我对她说：‘我没有问题，你叫我交待什么？我这个人永远也不会走向党的反面。我始终是忠于党，忠于党中央，忠于毛主席的。’当时，我觉得太冤枉了，太难过了，真的不想活了。我结婚时，江青送给我两块布料，一块蓝的一块灰的。我看到这两块布就气得不得了。我用一条蓝头巾包得好好地给江青退了回去，凡是她的痕迹我一点也不留。不知道为什么，我退给江青的布料、头巾，又给我退了回来。当我看见又把东西退了回来，一气之下，拿起剪刀把布料剪了个粉碎。”

我向小周解释了那些东西退回来的原因：当时，汪东兴对我说：“小周退给江青的东西如果江青收到了，非更加激怒了江青不可，江青一定会往死里整小周不可。”所以，我又把东西退给了小周，这也是为了保护小周，免受更加残酷的迫害。

小周说：“当时我是有话无处说，有冤无处申呀！我真的想一死了之。我的情绪坏到了厌世的程度了。我房里有绳子，不想再活在世上了。后来我又想，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相信党组织，相信党中央，如果我死了，真的就说不清了，我终于活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