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哪位退休常委入常时曾经被人写信反对？

“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1990年到1991年，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出现了严重曲折；国内则刚刚发生了政治风波，加上经济体制中一些深层次矛盾的暴露，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

在这个关键时候，邓小平一语定军心。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道：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有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为什么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能够见效这么快，而且市场没有受多大影响，货币也没有受多大影响？原因就是有这十一二年改革开放的基础。改革开放越前进，我们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这次谈话后一个月，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又去了上海。他一到就立即听取朱镕基汇报，再次谈到浦东的开发。邓小平说：“那一年确定4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不过，邓小平用他一贯的自信和乐观做了总结：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后来居上。

1991年2月18日，农历大年初四的上午，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嘱咐身旁的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了浦东开发开放中“金融先行”的一些打算和做法。邓小平听完后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这“三个一点”的期望大大鼓舞了朱镕基。朱镕基在全市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在谈到未来上海的改革和发展时，朱镕基说，第一是开发开放浦东，第二就是要推进各项改革，并称1991年是个“改革年”，还借用曹操的话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为此，朱镕基被某些人暗喻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

上海市委承受住了这种压力。1991年2月1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以社论的形式非正式地传达了邓小平的思想观点，连续发表4篇“皇甫平”文章。在第四篇《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中，更是引用古人的话论述道：“有的同志兼资文武此全才，既能雄辩滔滔，又能冲锋陷阵，那更是人才难得，求之不得。”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的周瑞金后来承认，这里写的就是朱镕基。

第二年，88岁的邓小平不辞辛苦，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向全国明确提出“三个一点”，打破了姓“资”姓“社”套在人们头脑中的枷锁。因此，围绕朱镕基产生的这场争论及“皇甫平”系列文章被视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

力排众议扶“黑马”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上海调往北京的朱镕基被国内外媒体誉为中国政坛的“黑马”，而“伯乐”正是邓小平。1991年春节后，邓小平就有了调朱镕基进京的打算。由于朱镕基独立思考、敢于直言的性格，不见得所有人都喜欢，为此，邓小平专门讲过一句话：“朱镕基只能当第一把手，不能当第二把手。” 1992年5月，邓小平视察首都钢铁公司时说：“我不懂经济，但是我能听懂。我们选干部，还要懂经济。朱镕基就懂经济。”

1992年10月19日，朱镕基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连跳几级，由中央候补委员跃升为政治局常委，成为排在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之后的“第五号人物”。

当然，对于朱镕基进入政治局常委，党内外是有一些不同意见和声音的。有人写信表示反对。有人说：“多考察，注重实绩。”还有人说：“要多听意见，上来了，再下去就被动。”

但是，邓小平爱才用才的态度十分坚决而明确。他意味深长地讲道：“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需要一批党性强、懂经济、思想开放、富于创新、任劳任怨的领导干部，这样的同志现在还不多，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位同志。他从地方到中央作出了不少成绩，党和人民都见到的。一些同志应当把偏见收起来，一大批新的能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好干部就在眼前。”江泽民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朱镕基顺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翌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朱镕基在出任国务院副总理3个月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那时，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膨胀、货币发行量过大、物价猛涨、股票集资热等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在江泽民、李鹏的支持下，被称为“救火队长”的朱镕基果断决策，加强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为治理通胀、平抑物价奠定了基础。朱镕基坚持不搞全面紧缩，只对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泡沫经济”的部分从严管理；而对交通、能源、农业及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部分积极扶持。这样避免了大起大落，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此次经济的宏观调控，是中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首次的经济战役，这次胜利使朱镕基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邓小平和陈云两位元老赞成适当集权，增加中央财政的财力。江泽民也说，要适当地集权，因为中央财政太困难。为此，江泽民先后多次分片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省长座谈会，宣讲政策，听取意见，消除误会。随后，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南征北战，先后走了十几个省，与地方官员面对面地掰着指头算账。分税制改革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此中国的财税体制进入了长期稳定的轨道。作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它为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面对朱镕基通过一系列艰苦努力取得的成绩，邓小平欣慰地说：“朱镕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现，到中央工作后，思路广，敢挑担，敢碰硬，可以胜任。”评价他是一个“有观点，有主张，有干劲，有魄力又懂经济的难得的干才”。在邓小平去世一年后，1998年，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