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中兴之主•汉宣帝刘询

渐渐地，人们发现，霍家的党羽，要么以年老为由被退休，要么以调动为名外放地方。同时霍家一件又一件为所欲为，飞扬跋扈的事件广为传播。病已在舆论和组织上同时着手打击对手。

转眼间，霍光去世两年了。刘病己觉得，铲除霍家的前期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需要做的就是--收网。收网需要一个由头，以何事为由开启消灭霍氏的大幕呢？病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直让自己耿耿于怀的许皇后至死。

霍氏家族慌了，他们开始认真部署造反。于是刘病已名正言顺将霍氏家族族灭。烜赫一时的权臣霍光家族的历史，就此画上句号。

这个监狱中长大，几年前还在长安各处放浪不羁的问题少年，凭着自己的政治手腕和非凡的忍耐力，终于成为大汉帝国真正的主人。

他，也把名字“病已”改成“询”。

中兴之主：实行仁政整肃吏治的王霸杂用

真正自己当家作主了，刘病已发现，自己的这副担子可真不轻。

太爷爷武帝三十多年的穷兵黩武，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武帝晚年，已经把整个国家搞到“户口减半”，面临王朝崩溃的边缘。

为此，武帝晚年下罪己诏“轮台悔过”之后，进昭帝和霍光秉政时代，汉代采取了“与民休息”的国策。

刘病已掌权后，继续推行昭帝与霍光的“与民休息”的国策。针对漕运耗人力、浪费严重的问题，他听从了大臣在三辅和弘农地区买粮的建议后，果断减少了一半的漕卒，大省漕运力役。而对于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则施行减免租赋的政策，加大抚恤力度。厉行轻徭薄赋。为保证对流民的抚恤措施更加具体，他规定：凡是回归原籍的流民，由政府给予粮种，分给田地耕种，免除相应租赋。这是自汉武帝时代以来招抚流民条件最优惠，措施最具体的一项诏令。通过这道诏令劝课农桑，稳定秩序的目的已达到。

经过多年的恢复，社会环境大有起色。但武帝时代产生的社会问题依旧严峻。

汉武帝连年用兵，到后来财用衰竭，国用不济，就用卖官鬻爵和输财赎罪等办法增加财政收入。因此，“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凌夷，廉耻相冒”，货卖公行，乌烟瘴气。搞得吏治非常混乱。

汉宣帝亲政伊始，就抓紧整肃吏治这个中心环节。大臣萧望之建言：“选同姓，举贤才，以为腹心，与参政谋，令公卿大臣朝见奏事，明陈具职，以考功能”。汉宣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即拜萧望之为谒者。其上书言事者，“辄下望之问状，高者请垂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下者报闻，或罢归田里，所自处奏皆可。”由是选拔和任用了一批干练有为的官吏，打下了整肃吏治的基础。

同时宣帝本人也勤于政事，“五日一听事，自尽相以下各奉职而进”。

他尤其注意地方官员的选任，在任命刺史守相时，往往亲自见问，交代任务，观察其言词，以后考察其行为，将其治理情况皆作表记载。发现如有名实不符之处，必追究其原因，了解其所以然。特别是对于二千石一级官吏的考核和督责尤为严格，因为这一集官员往往是直接治理百姓的亲民官员，所用良莠与否直接关系到一地百姓是否能安然享受“与民休息”政策的实惠。

汉宣帝常称道：“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刘询本人还厉行节俭，多次下令节省开支以增加财政收入。此外他还组织规模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讲论五经的异同问题，针对学术界和思想界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存在分歧，刘询亲临会场对争论作出终端裁决，从而统一了思想。

这一系列政策，大有乃祖戾太子刘据当年行政的“仁恕温谨”的风格。但实际上刘病已更看好并喜爱的，是曾祖父汉武帝的行政风格。而又充分吸收了曾祖父的教训，将曾祖与祖父的风格交相杂糅，在对武帝政策进行模仿的同时也进行纠错，最终形成自己“霸王道杂之”的为政风格。

而要害就在于，对汉武帝的酷吏政治进行儒学化包装和控制。

汉武帝为了解决帝国社会治安和全面发展的问题大量任用酷吏，实行严苛之治，但是宣帝任用“能吏”，“能吏”与酷吏的区别就在于：酷吏纯粹以严苛之法进行治理，但是“能吏”在为政过程中会在法家思想的表面套上一层儒学的面纱，避免了治狱、办案由严厉走向残虐。这实际上就表现了汉宣帝既模仿了汉武帝的严刑峻法又稍微有所改正。也就是说既有模仿又有纠错。

这一原则造就了宣帝时代作为吏治清明的典范时代。

宣帝时期吏治所以成为后代的典范表现在涌现了一大批能力超群的官吏，尤其两千石的官吏中间，强干精明的官吏尤其众多。这一批官吏深受汉宣帝重视，他们中间不少人甚至跻身公卿行列。班固曾经对这批官吏进行了总结：“孝宣承统，纂修洪业……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

他们大都活动于汉宣帝躬亲政事之后，建立了一定的功绩，并且受到宣帝的青睐。他们首先精通严刑苛法，掌握了较为高超的运用法令治理社会的能力，并据以为政。而在为政 之时，表面形式上，他们大都为自己的严苛之治套上一个体面的形式：即儒家学派的主张和理论。

而为了获得此项用儒术缘饰政治的能力，各级官吏就必须加强自己的儒学修养。

在儒学主张的修饰下，为自己的举措套上一层温情的面纱和一个仁义的光环，避免把内在的本质功利的计算直接暴露出来。

正是这样的原则，为汉宣帝时代构造了一个法令严明又重义温情的氛围，为社会走向大治创造了条件。

晴空下的乌云：汉宣帝中兴之政埋下王莽篡汉的诱因

宣帝以昭帝继承人的身份入继大统。但宣帝为昭帝侄孙辈，礼只有兄终弟及、父死子继，无以孙继祖者。另外，宣帝虽为武帝曾孙，但受其祖卫太子牵连，以庶人身份由官府抚养成人：“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地位低贱，并不具备储君候选人资格。所以，宣帝成为天子，无论是在正统性，还是合理性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缺陷。

当武帝之子广陵王刘胥得知刘询被立为天子后，非常惊讶与愤怒地说：“太子孙何以反得立？”而另一贵族楚王刘延寿则以为：“广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变必得立，阴欲附倚辅助之”，因遗书刘胥，提醒他要“长耳目，毋后人有天下。”显现出宣帝因得国不正而面临的政治窘境。

为了彰显自己得国的正统性与合理性，宣帝频繁乞灵于鬼神，大力宣扬灾异祥瑞，作为自己“受命于天”的证明。吏民见宣帝热衷于祥瑞之事，遂“争言祥瑞，以中其欲。”于是，祥瑞频现。

问题在于，统治者虽可借祥瑞文饰政治，但由于自然现象的不可预知性，故无形中也给现实政治带来了巨大风险。因为在祥瑞说流行的同时，还存在天谴说，此说意为帝王行事若不符合上天的心意，上天会降下灾异来提醒甚至惩罚统治者。

以提出“天人感应”的董仲舒的天谴说为例。董仲舒并不止于天以灾异警示帝王，董仲舒还认为，天并不私于一姓，“无常予，无常夺也。”无道便没有资格统治天下，就应该被有道者所取代。据此，如果上天总是降下预示灾异的凶兆，那么是否意味着皇朝要被取代？

有鉴于此，汉代自高祖以至于景帝，鲜有君主以祥瑞文饰其统治者，因灾异而罪己者也只有文帝一人，且仅有一次。武帝贪祥瑞说之利，大肆鼓吹，而于史不绝书的灾异不置一词，不免给人以自欺欺人之感。而到了昭帝时，利用祥瑞说文饰政治就变得有点难以为继。昭帝在位13年，表彰祥瑞活动只有两次。到宣帝在位时，便面临着是否利用天人感应之说的抉择，要么及时刹住利用祥瑞说文饰政治之风，要么全面接受天人感应之说，在鼓吹祥瑞的同时，也对灾异现象给予回应。

宣帝最终选择的是后者，在褒贬祥瑞的同时，对灾异现象也给予重视，如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诏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十月，诏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四月辛丑晦，日食，诏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称也。”

既然认可了灾异天谴说，则允许臣民探讨灾异出现的原因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于是前代禁止以灾异推演政治的禁忌也得以解除。

这种之一王朝根本的行为，本是被严格禁止的。董仲舒提出祥瑞天谴说之时，即热衷于以《春秋》为指导推演当代的天象以预测时事。因实际上是在窥测汉室的兴衰，故朝廷对于这种猜测天意极为疑忌。董仲舒因此获罪，武帝“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相反，宣帝却屡屡诏求天下对灾异现象发表看法。如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因地震下诏，“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十月，诏“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

这样一来，等于解除了此前不准论说灾异的禁忌，每个人都可以对祥瑞灾异现象发表看法，从而使国家对舆论的主导权渐渐丧失；同时元成哀平时期频繁的灾异现象，又使汉家即将灭亡的观点深入人心，易代思潮随之而起。

另一方面，自汉初高祖死后吕后专权以来，汉朝皇室对于外戚势力一直深有提防，文景时代外戚力量一直不彰，武帝时因外戚卫氏强盛，就如本文开头所揭示的，武帝亲自定策将卫氏势力彻底铲除，之后又有为防止外戚发展逼死昭帝之母钩弋夫人之举。

而到宣帝是，这一局面被完全颠覆。

因为刘询奇特的身世，在被立为帝之前，身为平民且是孤儿的他，与祖母史氏家族、妻子许氏家族相依为命，感情深厚。

史书记载：狱使者邴吉怜皇曾孙无所归，载以付史恭。恭母贞君年老，见孙孤，甚哀之，自养视焉。长大成人后，“（张贺）为取暴室啬夫许广汉女，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

被立为皇帝后，刘询大规模重用外戚，一些重要官职尽量选派许、史、王等外戚担任。例如，霍光去世后，宣帝封岳父许广汉为“平恩侯，位特进”，并参与军国重事；此后，又任命许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以外属旧恩侍中贵重”。在清除霍氏集团过程中，“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正是这些外戚给了他强有力的支持，使他能在霍光死后，轻松地铲除强大的霍氏家族。所有这一切都让宣帝对外戚充满了信任，对他们加以重用，同时又大行封赏。由于宣帝提携，外戚很快发展成为朝中强大的政治势力，就是朝中大臣对外戚也不得不追捧攀附。

正因为刘询信用外戚，疑忌臣僚，当其临终托付之际，虽拜贤臣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太子少傅周堪为光禄大夫，让他们“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但同时又拜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总揽朝政。亲信宦官弘恭、石显居中用事，史称：“外有史高总朝廷之事，内有恭显制枢机之权”。使萧望之、周堪在施政过程中处处受到外戚、宦官的限制，最终矛盾激化，萧望之等被肃清，外戚、宦官专权形成，由此开启了汉代新的历史进程。

宣帝一朝，使外戚专权的局面形成，社会上利用儒家灾异天谴学说宣传汉当易代的思潮也暗流涌动，就如准备好了一个大火药桶，只要给予一个火星就会爆炸。在宣帝身后的元成时代，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社会矛盾再次激化的时候，出身掌权外戚的王莽正是利用灾异祥瑞学术为武器成功灭亡西汉，另立“新”朝。而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的外戚专权和灾异学说形成并产生影响，均是在汉宣帝刘询的“中兴”时代里，就已经埋下了根由。

经历曲折的汉宣帝刘询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奇特的遭遇后登上皇帝的宝座。从小自底层罪人身份长大的他因自己的底层经历而明了治国只要，从而将汉武帝留下的崩溃边缘的大汉帝国重新推上了中兴的高峰。但也是他独特经历造成的心理弱点，埋下了大汉帝国未来灭亡的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