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邓小平曾特别嘱咐过哪些人不能重用？

谈到向前看，邓小平说对（犯错误的人的）过去不要求完备，自我批评不够，让他自己考虑，在实际工作中改正。因为过去的问题太复杂，但（对）以后新的错误要严一些。

关于新的问题，邓小平说：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大量出现，特别是上层建筑一面，有规章制度，用人问题，有选人标准。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发展生产力是主要标准，否则什么叫政治上强？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还要展开，不要等上层建筑，从一个厂，从专业公司搞起，农村从公社搞起。改革有障碍，包括老干部，总的赞成具体反对。要以大局为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说理。总之，方针明确，方法妥当，没有好的方法行不通。

邓小平谈了权力下放、责任到人的问题。他说：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打屁股不能乱打一通。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权也就不可能有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不断的更新，靠体力劳动不行。

谈到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80元少了，加到100元。城市带农村，大城市带小城市。搞好城市的服务行业，大有可为。他还谈了城市规划问题，举了新加坡的例子，说新加坡一个岛上都有卫星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应规划。新加坡1500新元就有权买一套房子，5间房子70平米，相当半年工资，分期付款。日本奖金搞得好的相当半年工资，相当一部汽车。新加坡房租相当于工资的50％，欧洲日本相当于l／3。他还说，小生产众多的国家有问题，小生产习惯势力（稿子里）可以讲。

最后，邓小平讲到稿子短一些顶事，不能长篇大论，语言少些，干净利落一些反倒明确。他还希望修改快点，两天搞好，分寸恰当些。

另一次谈话是在稿子再次做了修改以后。邓小平肯定稿子由原来讲八个问题改为讲四个问题，基本可以。同时要求开头或中间要讲一讲重点转移问题，他说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针，要不了多少语言，但这是个大前提，是总的东西。我的记录稿上还记有“重点转移的评价，新时期，真正反映”等字样。

谈话中，邓小平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两个凡是”重要。真正说来是上层建筑有问题，官僚主义是一个内容。权力过分集中，离开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脱离了组织，离开民主搞集中，这才是实质。各级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各个组织一直到支书，权太大，不利。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做。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僵化的原因，是干得好干不好一个样，而且还得全票，不得罪人，大家却觉得可以过得去。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这样，（因此）怪现象发生。邓小平特别提出要加写一段所谓追查谣言的问题。他说，这实际上是软弱，是神经衰弱的表现。还说打击报复是很恶劣的风气，必须制止、斗争。

邓小平还提出稿子要加写按劳分配的内容。他说：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领导干部，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是不行的，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讲这个问题。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奖到具体的人，具体的车间。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养专家，专家这样一用就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为人造福就是政治标准。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必要的法律，他列举了六个法律名词，并且说要研究国际法，不懂外法，国际交往越多，将来要栽很大跟头。

邓小平在谈话中再次谈到向前看的问题。他说，问题太多，只能解决得粗一些。对过去（犯错误的人的）处理，特别在政治结论上可宽可严的宁肯从宽。还有一个安定团结要写一大段。对过去，正面解决就行了，不追查细节，从大局着眼，对过去的人可以宽一点，但应把问题讲清楚，可以等待、思索。总结经验（要）时间，不要逼着马上检讨，这也是党风。

我们只要把大是大非弄清楚了，有些小是小非一件一件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有些事，不宜多谈。他也说到有些人不能重用，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人，风派，溜（溜须拍马）派，看风使舵、找靠山的人，不能重用。对搞帮派、打砸抢的人，要警惕教育，不能轻易信任。

关于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改革上层建筑，改革生产关系，都可以带来许多问题，涉及到大量的人，减人，安置人，什么人学习，什么人改行，可麻烦了。等待安排，工资照发，仍会不满意。这个改革会涉及大批人的切身问题。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并且创造条件使其各得其所，相信群众，会取得群众理解、谅解。他说，震动比较大。新的矛盾并不比现在的问题简单，而且会更复杂。走群众路线，信任群众，教育群众以大局为重，可以解决。随着生产发展，社会需要方面很多，明年即使不大量出现，后年肯定大量出现，总之随着生产力发展可以得到很好解决。

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稿子看得更细，意见也谈得更具体。起草的同志根据他的意见又做了修改。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当邓小平听执笔的同志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我们的起草工作就完成了。

关于这个讲话稿的起草，我想讲的主要有这么几点：讲话的内容可以说全是邓小平自己的想法，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语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他对执笔者写出的稿子很仔细地看了，在审查草稿的过程中又不断地深化和充实自己的思想，最后由他拍板定稿；讲话用的题目也是他讲的，虽然在印发给出席者的文件中，由于按照统一的体例，没有题目。另外，我想讲的，一是在邓小平家里布置起草讲话稿和改稿、定稿时，胡耀邦和我俩人一直在场，而且除了执笔者之外，再没有别人在场，他也讲过些意见。二是我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即是遵照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意思，找到了执笔起草的人，向他们做了传达，商量了一下文章的框架，限定时间和拿出来交卷。我没有提出值得讲一讲的意见，我也没有动笔起草稿子。

我这样动笔杆子的人帮助工作非常忙的领导人做点文字工作，是自己的职责，就是多做一点工作也算不上自己有什么“功劳”。何况小平已有很清楚的思路，也不用我花很多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