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中兴之主·汉明帝刘庄（下）

第二年，刘英在丹阳自杀而死，明帝又“遣光禄大夫持节吊祠，赠賵如法，加赐列侯印绶，以诸侯礼葬于泾，遣中黄门占护其妻子，悉出楚官属无辞语者”。甚至制诏刘英之母许太后：“诸许愿王当富贵，人情也。已诏有司，出其有谋者，令安田宅。”

济南王刘康也参与了谋反，明帝“以亲亲故，不忍穷竟其事”，对他的处罚仅仅是封国削五县了事。

淮阳王刘延，有司“奏请诛”之，明帝“以延罪薄于楚王英，故特加恩，徙为阜陵王，食二县”，也没有废除王爵，只是徙封后大大削弱其封国而已。

汉明帝刘庄对这些诸侯王谋反的处理如此宽纵，似乎与史书上那个严苛急躁的汉明帝对不上。

但实际上，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汉明帝对谋反诸王宽纵，实际原因是他明白问题的根不在诸王身上。

楚王刘英“母许氏无宠”，“国最贫小”，在刘秀诸子中地位最低。而济南王刘康、淮阳王刘延，也是郭后所生少子，封国也小。而山阳王刘荆，仅仅看他一次次逗逼的“谋反”，都可以知道他对明帝的威胁之低。

实质上，明帝对谋反诸王的优容是因为他明白，这四位谋反的王爷，本身不具备挑战自己帝位的资格和实力。

谋反的关键另在他处。

与主谋的诸王相比，明帝对卷入谋反的真正背后势力打击是不遗余力的，甚至可以用凶狠残酷来形容。

楚王英谋反案，“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元凶楚王英仅仅削王爵转封软禁，党羽却“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

其中最重要的，光武帝郭后家族被卷入暗中，郭氏两个列侯因此被夺爵。其他出身河北和南阳的功臣列侯中卷入此案而被治罪夺爵的多达11人，而在明帝的穷治之下，“坐死徙者以千数”，而系狱的更达到万人以上。可以说是对背后势力的一次大清洗。

这个势力就是郭后豪族集团。

因为明帝本人作为刘秀选定的南阳阴氏集团的代表人，想挑战明帝的地位，必须得到有相当势力的对立集团的支持，这个集团，在当时只有郭氏河北豪族集团。因此，如山阳王刘荆，身为阴皇后之子，密谋造反时也只能第一时间与郭氏集团联系，试图通过拉拢废太子东海王刘强成事。

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明帝在秘密压下刘荆谋反的消息同时，对郭氏集团的势力开始大力打击，扶风窦氏和梁氏这两个靠婚姻加入郭氏集团的外戚家族遭到毁灭性打击，两家均有多位尚公主的驸马，此时却逃不脱仅仅因“数出怨望语”、“飞书诽谤”这样的罪名使家族主要任务下狱死，家族成员或被贬家中或被发配边疆的下场。

而楚王英谋反案中，不但直接对郭家进行了打击，对整个异己于南阳阴氏集团的泛郭氏集团力量也进行了广泛打击。

而在明帝全力打击郭氏集团的同时，对阴氏集团却格外高抬贵手。就在明帝严打窦、梁两家郭氏集团的外戚家族时，阴氏集团外戚也闹出了大事：驸马阴丰杀死了所尚郦邑公主。而明帝的处理，仅仅是阴丰被诛，其父母自杀，其余再无牵连。

杀害公主如此重罪仅牵连着三人，与被大规模打击和株连的郭氏集团窦氏、梁氏相比，同是外戚，打击谁宽纵谁，明帝心中有清晰的一本账，虽然郭氏集团自身未必真有挑战明帝之心，但将郭氏集团大大削弱，直到明帝觉得能真正控制其行为后，才会将其列入安全范畴。

宽纵谋反主犯，却严厉打击羽翼，明帝看似奇怪的处理方法却有着极清晰的思路：主犯其实并无实力，而其党羽所植根的郭氏集团却是真正有实力对抗明帝所依靠的阴氏集团的严重威胁力量。削弱郭氏，将南阳阴氏集团为主导，郭氏并立联合的外戚势力正式稳定下来，这才是明帝一系列打击的核心规划。

峻刻严切：汉明帝真正全力打击针对的是谁

与借助诸王谋反案削弱郭氏外戚集团的势力相比，汉明帝真正完全展现其严苛特征强力打击的对象另有其人。

史书记载，“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课核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礼稍薄，至有诛斥诘辱之累。任职责过，一至于此。”明帝亲自考察朝廷官员的职任，就是贵为三公，也不免因没有达到明帝的要求而被斥责侮辱。九卿自明帝以后甚至要受“扑罚”，当堂被责打。

究竟是什么样的任务被明帝如此看重呢？

那就是压抑地方豪族。

上期中我们已经说到，东汉王朝建立的基础是社会遍布大大小小的豪族。

其中，作为皇族刘氏掌握政权的基础，南阳阴氏外戚集团和河北郭氏外戚集团世纪是被保护并允许扩大势力和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