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高中生抗战中逃难被强奸 其母为求对方保护默许

在过去的十余年间，李丹柯走访过50多位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重庆的妇女，有些人的记忆已然模糊，但她至少还抓住了一些最后的声音：“我以为把钱放在银行里就能生钱。哪晓得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有时100块钱头天能买十斤米，第二天可能就只能买一斤了。我把几年的工钱全存在银行，希望可以赚点，结果到头来物价飞涨，我几年的工钱最后只能买一碗小面。”（宝淑珍，女佣人，1919年生于重庆）

“厂里招工的人还把每个去应聘的女孩子的手翻来覆去地看、摸。手上没有老茧的一个都没录取。长期做事的人手上才会长老茧，不做事的人手上不会有老茧。裕华纱厂只招能吃苦耐劳、能做事的女孩子。”（杨坤慧，工厂女工，1924年生于重庆巴县）“那天晚上，我儿子死在了我的怀里，他才三岁啊。他在日军轰炸警报中出生，又在另一个警报中死去。在他对这个世界短短三年的记忆力，全是空袭警报、往防空洞逃跑、忍饥挨饿。”（崔香玉，医生的太太，1918年生于湖北宜昌）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李丹柯

李丹柯，美国费尔菲尔德大学（Fairfield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史、中国妇女教育史、女性环保主义等。

问：你做过很多重庆地区经历过抗战的普通妇女的口述史工作，对口述史和妇女都有自己的研究和实践，那么你怎么看待口述史与妇女史的关系？

答：现在口述史已经比较活跃，但是做女性口述史的还不够多，特别是抗战女性。以前李小江出过一套系列丛书《让女人自己说话》，认为妇女史与口述史具有天然的盟友关系。但即使如此，研究国统区、重庆、大后方普通女性的却几乎没有。

其实过去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胜利者的历史，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谈到抗战都是讲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战，但是当时国统区的人民也参与了抗战。不管我们对当时蒋介石政府的态度是什么，蒋介石又是否真心抗战，当时国统区居住的那些百姓，特别是妇女，都积极参与了抗战。我认为妇女的声音非常重要，她们是中华民族人口的一半，而以往的学术著作，包括大众读物通常喜欢集中在精英女性上。中外出了多少本宋美龄的传记，宋氏三姐妹的大传，包括邓颖超在抗战时期的一些故事也是被记载了的，而所有这些都是精英女性。

我研究完全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女性，我采访过的这些人大部分已经不在了，还健在的至少都已八十几岁，只有这个年龄层以上的才有对抗战的记忆，其中健谈的就更少了。我留下的是她们最后的声音，是重庆那一代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普通中国妇女最后的声音。

问：你的研究可以说是对许多传统史学观念的对抗。

答：对，我想颠覆现有史学界对二十世纪中国史和抗日战争史的现状（研究）。我们仔细想想，其实中国二十世纪史就是国共纷争史和革命史。妇女的声音本来就少，国统区妇女的基本没有。那些住在国统区的普通妇女并不是因为她们相信国民政府，支持国民党才住在那里，这只是一个偶然，我们不能把她们的历史和贡献抹杀掉。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生活非常艰苦，物价飞涨，这些妇女靠她们的智慧把家庭保存下来。如果去查档案资料和统计资料，有很多数据说明通货膨胀到了什么程度，但是这些数据无法告诉我们，战争对普通老百姓真正直接的影响是什么。我采访过的一个当时的女学生告诉我，她因为考大学需要一套便装，就向一位留校的同学借了一丈三尺阴丹士林蓝布，物价飞涨之后，她不得不休学一整年去赚钱来还这一块布。

这些故事都是非常珍贵的，统计资料和档案永远不会有这种生动性和直接。这些故事反映了当时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这些故事也颠覆了很多其他东西。

现在中外学者研究中国妇女，都是把她们的空间锁定在内外之别，女性就在家庭，而男性是在公共空间。读一下这些抗战时期妇女的故事，你会发现其实所谓的内外之别是完全被颠覆的。抗日战争把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全部破坏掉了，内外的界限早已变得非常模糊。所有这些妇女都跟我讲到她们抗战的时候，从1938年到1943年那一段时间，日常生活很大一部分就是跑防空洞，躲避轰炸。而防空洞是个公共场所，内外界限基本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