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卓琳给邓小平起了一个什么“外号”？

核心提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想，怎么叫他呢？我说算了，就叫“老爷子”好了。大家都说叫“老爷子”，后来孙子也叫他“老爷子”，都叫他“老爷子”，像吴院长啊、警卫员、秘书都叫他“老爷子”。

本文摘自：《永远的小平》，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我是了解他的，我和他相依为命。”（卓琳篇）

卓琳深爱自己的丈夫，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黑白颠倒，无数家庭成员互相揭发的疯狂年代，她依然坚定地和丈夫在一起，相依为命，不离不弃。不但自己这样，她还给孩子们讲父亲的历史，讲他工作中的事情，分析斗争形势。从她的讲述中，儿女们知道了蒙受不白之冤的父亲是清白的，无罪的。他们和母亲一样，爱自己的父亲，心甘情愿地与他共渡危难。

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老祖（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编者）就跟我讲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我就告诉她：“我是了解他的，奶奶你放心吧！不会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和邓小平在中南海。有一天，有人来说孩子们不准回家了，所以只有我和他相依为命了。有一次，我看他在抽烟，就拿起他剩下的烟来抽。他说：“你怎么也抽起烟来了？你的烟瘾好像比我还大，看你以后怎么戒呀！”我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只要孩子们一回来，我一定能戒。”

有一天，有人让我和老爷子、老祖收拾东西坐飞机走。我们收拾了几箱常看的书。我们坐在汽车里绕了好几圈，汽车的窗帘都是放下来的，最后我们到了飞机场，把我们送到了江西新建县。我们住进了当地人叫“将军楼”的地方，是一幢二层小楼。

在江西，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头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不能多动。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捡石头。捡完石头以后，弄成一块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啊、辣椒啊，这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

当时我们住在二楼。上楼时，我上不动，我都要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让他拉着我上楼。

我们在新建县的时候，每天去工厂上班。早上8点走，半小时到拖拉机修造厂。我拆线圈，拿汽油洗那个油腻。老爷子当钳工，一干就是半天。老爷子在法国留学时，实际上是做苦工。他做苦工，拉红铁，就是把铁用高温加热，原来很粗的铁，烧红了，拉出来，用人工把它弄得细一点，一遍一遍最后弄成铁丝。他说当时的工作环境很热，温度高得他都没办法，他工作的时候把衣服都脱光了。我拆线圈还可以坐着，和师傅们聊天，老爷子只能站着。有一天，我看到老爷子干得脸都发白了，我让他坐坐，他也不坐。我说他：“你怎么也不偷点懒呀？”他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