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华国锋（下）：他是否阻挠拖延邓小平复出

引言：上一期的《重读华国锋》中，我们讨论了华与“两个凡是”的关系。在明了了这一事实之后，今天，我们来探讨另一个与此息息相关的问题。长期以来，华国锋被指在粉碎“四人帮”后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复出。但近来有学者认为史料表明，华参与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各阶段决策，是支持邓复出的重要力量。那么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确实有史料证明华国锋是不反对甚至赞同邓小平复出的。在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帮”之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就提出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这三条概括了华在对待邓小平复出一事上的基本态度。

这一方针基本上可以是说当时中共高层的共识。一直力主邓小平复出的叶剑英也提到：“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

可见，这在当时包括华本人的中共高层中，是有一定共识的。

为了给邓小平的复出做好准备，在1976年12月邓因病入住解放军三〇一医院时，叶剑英就决定恢复向他送阅中央文件。这一决定是中央的指示，一定得到了作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的首肯。而在住院期间，邓还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能够获得这样的待遇，说明华国锋等中央高层的态度已经开始松动，这是邓将要恢复工作的一个重要信号。

华国锋也确实在粉碎“四人帮”后，继续了“批邓”的口号。对此华在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邓小平恢复工作时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这并不是华国锋个人的表态，”从中可以看出，华认为，“批邓”口号的提出，是从全国大局考虑，从根本上消除“四人帮”及其余党借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可能。因此，在邓小平恢复工作问题上的谨慎态度，似是中共高层的一种共识。这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而在内部，1977年1月，中共高层已经为邓小平的复出定下基调。1977年1月14日，李鑫向中央理论学习组传达华国锋的治局会议话时提到：“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李鑫在日后回忆时表示：“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表明，最迟在1月，中共高层内部就邓小平复出问题就已经达成了一致，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在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他在此次会议上也解释了在邓的复出问题上一直采取谨慎态度的原因，将其归之为对反革命分子反攻的忧虑。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公布的《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正式回归中共领导层。

从这些些史料中，我们的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华国锋对于在粉碎“四人帮”后的邓小平复出，是不反对甚或赞成的。

但这能得出华对于邓的复出并未阻碍和拖延的结论吗？我们说，这还需要看其他一些材料。

正如上一期《重读华国锋》中我们揭示的那样，华国锋在“两个凡是”中提出的“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也即李鑫在提出“两个凡是”口号时所说的“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在此根本立足点上，华与邓其实是有很大分歧的。特别是“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点了头、定了性的，“批邓”也是毛泽东亲自认定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无疑就触及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无疑与华国锋的根本立足点，与“两个凡是”相冲突。

“两个凡是”的观点一提出，邓小平便洞悉了它的本质，并明确表达了不同看法。

1977年，就在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之后。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邓小平“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让华感到不满。这封信发出不久，他派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汪东兴、李鑫代表中央办公厅专程去看邓小平。希望他改变信中“准确的、完整的”提法，并就天安门事件等问题表态，即要他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以便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邓小平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提到此事，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把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并表示：“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5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4月10日和1976年10月10日两次写给中央的信。

由此可见，华国锋不反对甚或赞成的邓小平复出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邓小平承认“两个凡是”的根本立足点地位，必须不提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不反对阶级斗争为纲，放弃为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无疑是邓小平不能接受的。

而从华国锋让汪东兴和李鑫提出要邓小平改变自己的意见，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才能以便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以至于邓小平发出了“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的呼声这件事来看。说华国锋对邓的复出不反对甚或赞同固然是实情，但说华秉承“两个凡是”的立场对不愿对“两个凡是”低头的邓小平的复出形成了阻碍和拖延，恐怕也并不为过。

因此，对于华国锋是否阻碍和拖延了邓小平复出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情况是复杂的。一方面，华对于邓的复出总体上不反对甚或赞成，但另一方面，华对于不肯屈从“两个凡是”的邓的复出，也确实有阻碍和拖延的方面。

参考资料:

朱启元整理：《吴德自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李鑫传达华国锋同志的讲话（1977年1月14日）。

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苏台仁：《邓小平生平全纪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