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年蒋介石自言“生死大事”：比抗战胜利意义还重大

核心提示：此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本文摘自：《八年抗战中的蒋介石》，作者：何虎生，出版：台海出版社

1938年2月10日，蒋介石向周恩来表示，他无意取消各党派，也不是不容许它们存在，最大的希望是使它们溶成一体。后来，在武汉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蒋介石又接连两次谈话表明他对党派问题的态度。他说与其用政权力量抑制其他党派或思想的存在，不如把其他党派溶化在一个信仰一个组织下，使它们都能为国家和民族前途作出贡献。

其实，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蒋介石对这种“溶共”政策就有了较周详的构想。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接受了国共合作的主张，只是在合作的方式上心存疑问。1937年5月，蒋介石对周恩来提出了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具体办法是：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推出同等数量的干部，共同组成国民革命同盟会，蒋介石为主席，拥有最后决定权；由同盟会讨论决定两党对外的一切行动和宣言；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如果情况允许，可以扩大为国共两党合组的政党，也可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的联合。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要把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中，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这样，既顺应了民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又实现了自己孜孜以求的“安内”目标，何乐而不为呢？正因为看到了蒋介石的这种用心，周恩来拒绝了他的提议。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蒋介石“溶共”的心情更为迫切，并且更加注意策略，注重用政治方式达此目的。国共如何溶成一体呢？蒋介石认为，共产党独立于国民党之外，“跨党”是绝对不行的。

在参加完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后，蒋介石转道桂林去重庆。桂林，素来就以“山水甲天下”闻名于世。由于当时国民党桂系势力在当地实行了比较开明的统治，大批从沦陷区撤退大后方的文人学士、社会名流汇集桂林。在抗日的旗帜下，各界人士求同存异，桂林一时呈现出比重庆还活跃的生机。蒋介石也为当地人文荟萃，济济一堂的新气象感动，再次萌生了并党的欲望。

12月6日，蒋介石在桂林会晤了周恩来，继续商谈国共关系问题。对于国民革命时期的经历，双方都记忆犹新，但是感受却截然相反。蒋介石明确表示，不赞成中国共产党保留党籍加入国民党这种跨党合作办法。他说，中共既然实行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如果此点可谈，将邀请毛泽东面谈。如果中共全体加入做不到，可以先由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是绝对不能跨党。周恩来对于这种取消共产党独立性的合作方式当然予以拒绝，话虽委婉，意思却毫不含糊。意识到事无可为，蒋介石此时则表示：如果考虑合并之事不可能，就不必邀毛泽东到西安会谈了。桂林会谈表明蒋介石仍然希望利用国共合作的机会，以统一战线来削弱共产党的实力，进而达到“溶共”的目的。在第二年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他的这种思想开始明确公开地表达了。

12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又约见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代表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继续洽谈。由于前几次会晤都不欢而散，而蒋介石溶共并党的心情又如此的强烈，这次他说得很激动：“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的。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中共参政员则解释：“一个组织办法做不到，如跨党办法做不到，则可采取我们提议的其他方式合作。”但是在蒋介石看来，唯有国民党才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解决中国党派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其他党派都消溶于国民党，正如后来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明确表达的那样，他始终认为：“本党是创造民国领导革命的唯一大党”，“如果本党今后能日趋健全，日益充实，负得起革命建国的责任，不仅共产党尊重本党，服从领导，国内现在一切党派，都必然消溶于三民主义之下，共同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努力丝毫没有问题。”会谈持续了五六个小时，相持不下，最后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