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记者忆遗憾事：解放时未能给新华总社报告整风总结

甘惜分：这些问题很多，归纳起来都有几十个。辩论持续了4个多月，你看，从春天一直到夏天。那时候的争论，在我看来，他们是左倾幼稚病；在他们看来，我是右倾修正主义。

后来到了1961年春天，政治气候有点变化。我就给中宣部写信，希望上面派人来了解人大新闻系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在信中就把我的观点和他们的观点做了一个排列，他们怎么讲的，我是怎么回答的，都列在上面，我是一句假话都没有，请中央来调查这件事情。中央就派了一个调查组到人大新闻系，负责同志是中央组织部长张磐石，经过认真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甘惜分是正确的，对他的批判是错误的，又召集了新闻系的全体师生重新开会，澄清是非，不叫学术批判会，而叫学术讨论会，彼此不伤感情。我在会上作了两次长篇发言，主要谈的是报纸的性质和新闻史继承问题。这次会议没有向全国传达，我也不想因此居功，我都没有对外讲，很多人都不知道。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很多人听说人大六十年代有一件什么事却又都不了解具体的情况，于是就请我去讲，我去讲了两次。不过到现在，新闻界还是很少人知道。

1961年以后，我又担任新闻系新闻理论教研室主任，要我自己重组班子。那时我想从新闻与社会的关系入手来研究新闻事业和党的关系、新闻事业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新闻事业和人民的关系、新闻事业和现实生活的关系，从各种关系入手，来建立新闻理论体系。不弄清楚这些关系，是没有办法建立起新闻理论这个体系的。后来，针对这种构想，我讲过两次讲座，但思想都还不够成熟。

1963年，全国的“四清”运动开始了，我们教研室的许多老师都下去了，教学和研究工作是没法再做下去了。到了1964年，我自己也下去了，搞“四清”去了，一直搞到1965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人大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我自己要求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6年7月份，我回到人大，新闻系楼前楼后都贴满了标语：“打倒修正主义分子甘惜分”、“打倒大叛徒甘惜分”、“打倒大右派甘惜分”，什么帽子都扣过来了。

这一闹就是十年，住牛棚，进干校，时光被打乱了，加上文革以前的十多年大都也在搞政治运动。到1976年，我六十岁，几乎一事无成。十年浩劫中新闻事业被四人帮把持作为反动宣传的工具，这真是令人深思。

王永亮：文化大革命对你最大的损害是什么？

甘惜分：不是批斗、不是屈辱、不是抄家。这些反人道主义法西斯暴行，我见得多了。比起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老舍、吴晗、邓拓……这些人物来，我受的屈辱算得了什么，让历史来审判吧，凡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在我来说“文化大革命”及以前那些数不尽的政治运动，我受到的最大损失是时间的浪费。一个人60岁以前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我的这段时间却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永不回头。我只能利用剩下的不多时间做点抢救工作。抓住时间的尾巴，请它暂时停留，让我独立的做点工作吧。


著书立言，为人民服务

陈朝冰：您在1980年出版了《新闻理论基础》，这本书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涉及到新闻学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例如新闻学研究的对象、新闻、舆论、新闻事业等。书中涉及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像“工具论”、“统一舆论”、“组织舆论”、“新闻自由”等。

甘惜分：“文化大革命”以后，后来经过了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大家的思想又慢慢地活跃起来。人大也复校了。1980年是人民大学建校30周年，每个系都要拿出一个东西来，向人大献礼。新闻系呢，当时就决定由新闻理论教研室参加这个任务，让我们拿出一本书。我深知几个人合写一本书的困难。我来独自承担写这本书的任务，保证4个月完成。那时候是从4月份开始，到7月份，这本《新闻理论基础》写完了。说是四个月，如果没有1960年的那次讨论，没有我在新华社工作十年的经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没有我讲过的新闻理论课，我是在仓促之间写不出来的。为了慎重，作为内部读物、内部教材。就没有公开，没有公开出售，但是其实还是卖了不少，后来公开发行，人民大学出版社公开发行，又印制了几次，发行近二十万册，一本新闻理论书，发行这个数字，算是很高了。

王永亮：我听说那时候还因为这本书开了一次讨论会，而且会上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

甘惜分：写了这本书后，我提心吊胆。后来中国社科院发现了，就打电话给我说，这是国内第一本新闻理论的书啊，咱们开个讨论会。后来在北京开了一个讨论会，有几十个人参加。当时提出来几十个问题，总的看来，认为这本书还是有点偏“左”了。书里面有我的一个观点，认为报纸是阶级舆论工具，到现在为止，我还认为是可以成立的。报纸表达舆论，而舆论是有阶级性的。每一种报纸，都是有它的宗旨，都代表一定阶级的意见，表达一定阶级的舆论。所以报纸都是一种阶级舆论工具。还有，我认为报纸是可以组织舆论的，它不但可以传播舆论，而且可以组织舆论。社科院的同志们就不同意我的这个观点，他们说组织舆论就是造谣了。我说，造谣是组织舆论，但是组织舆论不一定就是造谣。真理标准的讨论不是组织舆论吗？打破一种旧思想，树立一种新观点，不组织舆论行吗？资产阶级报纸也是善于组织舆论的。我既反对右，又反对左，我不是中间路线，我认为我是坚持正确路线。正确路线不是中间路线，既不左又不右，我是左派，但不是极“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