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表弟为何背叛中共投国民党 被俘后26年不认罪

不写悔过书的战犯

1931年6月，文强被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党内特工相助侥幸逃脱。四川省委当时正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实行“怀疑一切”、“残酷斗争”那一套，甚至以对敌斗争的方式对待党内同志，活着归队的文强自然成为重点怀疑对象。经审查一番后，文强被指“有失节行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备感冤屈的文强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他愤然留下一封信给省委主要负责人，携时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负气出走。信中称：“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bye！”夫妻俩到了上海，四处寻找他们最信赖的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想请他主持公道，但始终找不到。他们只好返回长沙老家，以做老师和报刊编辑、记者谋生，从此脱离了共产党。

1935年，文强写的一篇批评文章惹来杀身之祸——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下令将他抓捕法办。文强闻风而逃，东躲西藏一段日子后，找到了廖宗泽，求他帮忙消灾避祸。此时的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进入了国民党军统局。他把文强推荐到浙江中央警官学校任职，并把他引见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戴笠见曾经的中共高干前来投靠，不禁喜出望外，力邀文强加入军统局，并先后任命他为中校指导员、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后来还让文强给刚从俄罗斯回国的蒋经国“授课”，点评近年的中国形势。

文强重新加入了国民党，在戴笠的“提携”下官运亨通、扶摇直上。1944年春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1945年春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12月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因策反华北、东北部队有功，1946年被晋升为中将。在东北期间，他与时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的杜聿明结下了交情，这为他后来在国民党败退前夕赴淮海前线作战被俘埋下了伏笔。

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时，周恩来曾经派人劝说文强归队，但文强没有答应，错过了一次弃暗投明的大好机会。

1946年3月16日，戴笠在南京板桥镇的岱山坠机身亡。“后台”倒了，文强在“军统”内斗中备感失意，萌生了退出“军统”谋求正规军职的念头。1948年夏，与文强父亲有交情的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潜把他拉了过去，任命他为湖南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文强后来曾说：“我脱离了军统，后来我成了战犯，共产党从来没有追究过我军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步棋走得对。”1948年9月，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点将，任命文强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

11月，文强参加淮海战役，翌年1月即被我军俘获。

文强自称“帮过杜聿明一把”。那是从徐州撤退途中，手下报告抓到我军七个武工队员，杜聿明大笔一挥，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精明的文强或许已想到要留一条后路，设法瞒着杜聿明把这七个人给放跑了。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罪行之一是杀害七个武工队员。文强赶紧为他作证，对审查组说：“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审查组经过调查，果真查到了七人的下落。杜聿明1959年12月获特赦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文强被关在功德林监狱，他感觉自己不可能有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再加上性格执拗，故拒绝悔过。其他战犯纷纷写悔过书，他不写，还强词夺理地对监狱管理人员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从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始终榜上无名。“文革”爆发后，战犯特赦工作停止。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终于走出了监狱。

对邓小平推崇备至

特赦战犯可自由选择定居地，文强有一子一弟在美国，另有一弟在台湾，但他说：“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呆在大陆。”政府安排他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使他生活有了保障。文史专员有20多个，要选一个管学习管生活的小组长。专员们民主意识特强，选组长也要搞无记名投票。文强性格开朗，又是个“热心肠”，结果每次都当选，乐呵呵地一口气当了15年小组长。

文强出狱的第二年“四人帮”垮台，接着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眼见祖国日益强盛，人民生活逐年改善，文强满心欢喜，政府给予他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也让他非常满意。1983年，他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始积极做两件事，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二是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1984年，他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军校校友。他还身兼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顾问。他参政议政意识特别强，身体硬朗，所以只要收到会议通知，他一定到会。被特赦后，文强一直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但始终没有成行，因为心中有个疙瘩没解开。当初受他的牵连，很多亲友遭了殃，这令他一直心存负疚和抱怨。1984年，文强等原国民党将领在广州开会，湖南省政协领导闻讯到广州找文强，说：“这次我到广州，就是让你们跟我回湖南，我带着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来了，还带着请柬，请你们这些高级将领回湖南。”开始时文强态度强硬：“我不回去！我没有办法回去！”湖南省政协的领导耐心做工作，文强终于被感动了，答应回去，还同意做其他将领的工作。

有9位老将领被文强说服，表示愿意跟他回去，文强再找来一个湖南人的女婿，也是黄埔学生，凑齐10人，热热闹闹地返乡。见到久别的故乡面貌焕然一新，文强高兴得眉飞色舞，但很快脸色就阴了下来，因为他得知在他坐牢的时候，自家的祖坟被挖了。后来到了另外一个县，县长请他在科级干部会上讲话，他登台侃侃而谈，先讲落叶归根，接着讲台湾问题和当前的国际形势，最后话锋一转，讲到了挖祖坟的问题。他说：“历史不能割断，文化不能割断，我下乡看到，把我家的祖坟挖掉了，祖宗的牌位砸掉了，家谱也烧掉了，人文历史都不要了，忘本了，我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