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海防与塞防大辩论”的历史比较与战略思考

阿古柏叛乱发生后，“海防派”一度要求放弃新疆，将有限军费用于东南海防。而左宗棠力排众议，多方筹集资金，最终挽回西北局势，保住了新疆的版图。（资料图）

基于海防安全的历史比较与战略思考

中国历史上长期以陆权思想为主导，因此清代同（治）光（绪）年间一次关于海防和塞防的战略大辩论，对我国国家安全尤其是海防安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关于海防与塞防的冲突

1、基于历史的争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大陆性的民族，民族的发展是由西到东，虽然很早就达到了海岸线，但几乎从未进一步向海洋作大规模或有计划的开拓。中国的外患主要在北面（包括东北和西北），而海疆在明代以前都是最太平的边界。所以此前很少有人在战略领域关注过与海洋有关的因素。①受长期的陆权思想影响，加上晚清政府采取背海向陆的政策，中国的国门终于1840年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所打开。西欧海权和俄罗斯陆权同时进军东亚，遂产生“千古未有之巨变”。中国历史上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源于1874年，之前有阿古柏政权进犯北疆，俄国侵占伊犁。英国为防新疆落入俄国之手，不仅在外交上承认阿古柏政权，还向其提供武器，同时土耳其帝国也阴谋插手新疆地区，使得西北边疆危机重重。1874年，日军借口牡丹社事件，大举进攻台湾，东南沿海防务又告危急，由此直接引发了清廷内部的海塞防大讨论。作为主张海防的代表人物，李鸿章认为两者“力难兼顾”，以“海疆备虚”为由，奏请朝廷暂罢西征，放弃塞防，建议“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作为塞防的代表人物，左宗棠则极力反对，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这场大讨论一直持续了数月之久才有结论。光绪元年（1875）4月，清廷采纳左宗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原则，一面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收复失地；一面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至此，“塞防”与“海防”之争大体说得上尘埃落定。

2、海、塞防之争的影响。李鸿章和左宗棠作为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无论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还是左宗棠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时至今日仍有其闪光的地方，并且双方参与这场大辩论的精英人物都留下了不少有远见的思想。就战略而言，通过这场大争论，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已经开始转变，海防逐渐成为国防重心，认识到中国正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建设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在加强海防的奏折中提到：“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文祥当时的观点虽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有误，但将日本视为中国主要假想敌这一点，对于今天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左宗棠的贡献在于，辩证地分析了当时的战略形势，担心“扶起东边倒却西边”，并反对以牺牲“塞防”来保全“海防”。他把西北防御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认为新疆乃国家西北屏障，国防要冲。重新疆是为了保蒙古，保蒙古是为了卫京师。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左宗棠与李鸿章有“塞防”与“海防”之争，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