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江湖”为何是中国社会底层人的首选？

有时候我也用“底层人”来称呼游民，这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实际，在中国社会沦入底层之后，闯荡江湖是他们首选。我觉得不管用江湖人也好，用底层人也好，用游民也好，只要生活在中国社会上的，都会对这一阶层有所了解、有所理解，关键是用一个什么恰切的概念来指称。有的游民生活非常好，他们也并不一定就在底层。

时代周报：“江湖”这个词在中国可以溯源到什么时候？

王学泰：“江湖”这两字合到一起先秦就有，《庄子》里就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那个江湖就指的江河湖海。当然张远山理解《庄子》的时候说，庄子心目中江湖上就有一种在野的反抗力量。我觉得有时候解释过度了，但是起码这个概念出来了。江湖长期是作为文人齐聚的地方，在先秦就有，身在江海，心怀魏阙，说的是江海，实际上江海江湖差不多。身在江湖，就是在野，心里头还怀念着朝廷，魏阙指的是朝廷，江海也指的是江湖，也就是士大夫隐居的地方。所以很长时期“江湖”就指的是文人士大夫隐居的地方。《岳阳楼记》里讲士大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士大夫为什么要居住于江湖？江湖没有朝廷内为名为利的纷争，没有那么多阴谋诡计，比较平和。他们厌倦了朝中的斗争，或者觉得自己的理想没法实现以后，就回到江湖之上。这是士大夫的江湖。

但还有一种江湖，就是游民江湖。《水浒传》中，林冲走到沧州道，想喝点酒，到酒馆去。结果店主都没卖给他，说我们附近有一位叫柴大官人的，犯人来了他都要给点银两。林冲就很奇怪：他是个什么人啊？店主介绍：他就是江湖上称作“小旋风”的柴进。柴进是贵族，他要跟官府、主流社会的人相往来，他写拜帖的时候绝不会写上“小旋风柴进”。他要写上自己的名讳、身份、家族，“小旋风”只是属于江湖上对他的称呼。这就是说江湖有这么一个群体，跟主流社会不同，他们对人有一种称呼、评价，虽然是个绰号，但实际上寄托着这个群体对这个人的理解、评价。

武松跟菜园子张青、孙二娘打完了之后，互相谅解了，一块儿吃喝，他们就说起江湖上的事儿。旁边押送武松的两个公差就吓得不得了，武松还安慰这两个人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无非是说点江湖上的事儿。《水浒传》中的公差什么坏事不敢干？什么丑恶没见过？但他们听到都感到害怕，这说明江湖有一种更令人感到恐惧的事情。这种江湖绝不是士大夫的江湖，绝不是安静的、摆脱了争名夺利的是非的江湖，这种江湖是充满阴谋诡计、刀光剑影的江湖。这种江湖就是游民的江湖，江湖人的江湖，底层人士的江湖。这种江湖非得要“闯”不成，古代“走”指的是疾走、大步快走，也是闯的意思。所以走江湖、闯江湖都说明江湖的性质。

梁山人难以适应外界环境

时代周报：新派武侠小说你有没有看过？

王学泰：上世纪80年代看过，我在从事研究，写《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时候还看过。很奇怪，我小时候看得特别津津有味的武侠小说，就是那种旧的武侠小说，现在看不下去了。有时候一天也看不了一本，觉得味同嚼蜡。

金庸小说，我初看时觉得还行。读金庸的小说，我老看他的政治倾向。我觉得他写的几乎不是武侠小说，而是写“反右”、“文革”、“大跃进”的事。

最早的《书剑恩仇录》里写红花会，本来应是以天地会为原型写的。但他写的完全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也不是历史上的天地会，他写的是士大夫心目中的天地会。我看过很多清朝官方审讯天地会的档案，一看叫“张破脸狗”，这名字哪像《书剑恩仇录》里那么文质彬彬的名字。破脸狗可能是外号，他姓张，可能没正经名字，反正官员的审讯记录就是“张破脸狗”，张破脸狗在答的时候就说：小子怎么样。《书剑恩仇录》写得红花会有多高雅，陈家洛还跟乾隆谈天说地、谈诗论文，实际上天地会到了乾隆时期，就是一个游民组织。

底层人谋求生活，在江湖上行走，总想找到依靠。一个人到了社会上，其感觉就是一粒沙。长期的宗法社会造成人个性萎缩，个人很难形成一种独立、成熟的性格，老想依靠更强大的东西，他们老呼喊一种组织作为自己的依靠。

时代周报：这样的社会背景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

王学泰：我的《“水浒”识小录》中写招安，招安到底是什么？梁山上有人“反招安”，为什么要反招安？反招安的梁山好汉并非是与朝廷誓不两立，因为那些人只认梁山这个团体。他是一个游民，进入梁山这个团体了，他感到只有在这个团体中才如鱼得水、才是最幸福的。他不知道到了另外一个社会环境中怎么生活，甚至不会生活。

事实也是这样，让李逵单独到一个县里头做官，他怎么能做？在梁山上不需要他有文化，他敢杀人、能杀人就就是合格的好汉。而在另外一个地方，如果没有相好相伴的人带着他，他连做一个普通的社会人都不太会。这种具有反社会的特质与能力的人，如果让你碰上，你会怎样对他？如果你没有打算把他当枪使的用心，你会跟他做朋友、互相往来吗？他连基本礼数都不懂，跟原始人似的。当然有的人反对招安的原因是害怕招安之后的不良后果，有的人认为宋江关于招安的思考过于简单化，操作过于草率。像鲁智深这样的老江湖，他知道各种人的性格，不像宋江把人想得那么好。但是有的人对于梁山这个群体的依赖性太强，他不知道换一个社会环境如何生存下去。

我的《“水浒”识小录》用了两三万字来写回归问题，实际上我觉得社会底层人，特别是触犯过法律的，或者是触犯过社会的基本规则的人，想回归主流社会真是难。所以，没有一个法治社会，我们对有一些失过足的人，或者是某种环境下发生问题的，再要走回主流社会就非常困难。

我写《水浒识小录》时又想到过去的一些事，解放初的妓女改造也是很艰辛的。有本小说叫《红尘》（霍达著），改编成电影也不错。妓女嫁给一个车夫，本来特别好。但1959年“向党交心”，她突然说自己做过妓女。本来那胡同的人都特羡慕他们夫妻俩的生活，虽然没孩子，但夫妻生活特别甜蜜。到假期了，他们出去玩，她丈夫蹬着车，她坐着车，招摇过市，招来许多羡慕的目光。知道她当过妓女，这一下整个完了，从“羡慕”“忌妒”一下子变成“恨”了。后来再搞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更甭说了。当过妓女的，整倒没整，而是社会没人理她了。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女性，她就希望能融入这个社会，但没人理她。真的是辛酸，你就看到那么一个小人物的无助。

其中有个细节令我久久不忘。粉碎“四人帮”之后，逐步落实政策，在每落实一个政策时往往在电视上放与之有点关系的电影。那时电视上演了日本电影《望乡》（写日本妓女悲惨生活的），她很兴奋，感到党要给她们妓女落实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