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帅中谁曾因打败仗向下级公开作检讨？

　　核心提示：陈毅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他给第八师领导干部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三月来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

　　本文摘自：《廉政瞭望》2014年第13期，作者：尤梓，原题为：《那些年，领导们怎么做检讨》

1982年，广东一些干部利用开放之机，进行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为此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整顿党风。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就给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打电话说，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很不放心，还是请你来北京一趟。

任仲夷到北京后，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个自我检查。“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惟一一次向中央做检讨。”多年后，任仲夷回忆称。

老一辈革命家在做思想检讨之外，也有不少工作检讨的时候。从这些工作检讨中能看出他们对待工作严肃认真、敢于担当的精神。

战争时期的特殊检讨

战争中没有常胜将军，重要的是失败后通过检讨收获教训。

1937年10月，刘伯承带领386旅奔赴抗日前线，在山西娘子关西南边的平定、阳泉等地遭到日军偷袭，牺牲了近百人。

刘伯承说：“我们的力量本来就十分有限，战士们都是爬雪山过草地，好不容易才过来的革命种子……处分、处理是不起作用的！”“部队遭敌袭击，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责任应由我们负责承担……我要给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写检讨。”他认真地写好检讨，报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

11月，刘伯承及指挥第386旅在黄崖底设伏，歼日军300余人。此后，日军将黄崖底称为“皇军的死亡谷，征服中国的不祥地”，以后再也不敢从这里侵犯西进了。

有时候，也会向下级作这种检讨。

1946年8月初，山东野战军第八师奉命行军到达泗县以北地区，与第九纵队共同担任攻占泗县城的任务。但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这一仗虽然歼敌3000余人，但我方也伤亡2400余人，没有打下泗县城，部队元气受到很大挫伤，失望和埋怨的情绪相当普遍。

陈毅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他给第八师领导干部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三月来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

不久，八师迅速补充了兵员、弹药，经过休整，在宿北打了一个大胜仗，鲁南战役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八师被扩充为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

喝醉酒也检讨

日常工作中，老一辈革命家也严格要求自己，即便是外人看来很小的事情，也会认真检讨。

1941年，中央派董必武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担任南方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并亲自掌管红岩机关财务开支。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影响，设在红岩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

为了改善红岩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对红岩机关的伙食开支进行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

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他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后来，中央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由董必武出任书记。他称：“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的地位多高，过去的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1954年，周恩来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经过莫斯科，赫鲁晓夫为他举行欢迎宴会。

在当时中苏友好的气氛中，面对个个善饮的苏联领导人杯杯的敬酒，周恩来不好推脱，加之赫鲁晓夫等人上来拥抱、旋转，肝脏有病而不宜喝酒的周恩来结果喝醉了，支持不住，发生呕吐。

第二天酒醒后，周恩来做了自我批评，为此还专门向毛泽东汇报了当时的情况并作了深刻检讨。

作为一种领导艺术，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也同样严于律人。

1962年6月，周恩来到鞍山市巡视工作。当时那里刚建好一座新宾馆，负责接待的同志准备请周恩来住到那里去。但周恩来来到宾馆一看，坚决不住，执意要换一个普通的房间。他认真地说：“宾馆为何盖得这样好？要知道，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地方比较困难哩。我不能住在这里。”

在去参观的半路上，周恩来无意中发现市内新建了一座大礼堂，虽仅有千把个座位，可仿造了人民大会堂廊柱式建筑的样子。周恩来看见后，觉得很不妥当，说：“什么，你们把人民大会堂搬到这里来了？”并马上指示：“这个礼堂不准用。”

此后，时任鞍山市的领导就此做了深刻检讨。

多是主动检讨

老一辈革命家的检讨多是主动认识到失误，主动向上级或者民众检讨。

1952年，南充正在建设南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和工人俱乐部，对部分民房进行了购买和拆迁。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和行署主任的胡耀邦一次在检查此项工作时，许多拆迁户围了上来诉说拆迁中的问题。

胡耀邦听取意见后，又看到两处工程都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拆迁民房过多，因而当场指示因陋就简结束工人俱乐部全部工程，不准继续拆迁民房。

不久后，他又致信南充市市长吴致中，请吴市长在南充市召开的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宣读他写给大会的一封公开信。

他在信中写道，“所购买的民房，是否还有没全部合理地给足购买金的，所收回的国有土地户，是否还有没全部妥善安置的，如发现有，务须由修建机关立即并合理地予以补偿和安置。不办或拖延者，以违纪论处。”

他还检查了自己的“官僚主义”：“一年多来，公家修建房屋，不仅浪费很大，而且因为收回了大量国有土地，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财产与政府威望遭受了许多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应向人民群众检讨。”

老一辈革命家的工作检讨多是公开检讨，并不怕留下“小辫子”。建国初期，像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国务院各部部长等高级干部，因为工作失误在报纸上公开检讨，是十分正常的事情。相关学者将之视为干群关系和谐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在《人民日报》上检讨是当时的平原省委和省政府——就1950年的濮阳聊城运粮事件公开检讨错误，请求中共中央华北局处分。

1952年，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后，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分别在《人民日报》上作了检讨。此后时任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妻子弓彤轩检讨接受刘青山、张子善礼物的错误，同样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也有在地方党报上道歉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广州卫生状况差，街上多见死猪、死鸡和粪便垃圾。时任广州市副市长朱光决定兴建有机肥料厂，处理垃圾和制造肥料。但由于设备不过关，导致损失约100万元（旧币）。

1953年，南方日报头版以整版篇幅报道此事，其中就包括了朱光就此事专门做的检讨，对此解剖反思，并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