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去天安门悼念周恩来被调查 朱琳担忧致病

核心提示：张元说：如果李鹏不见了，你必须追问和李鹏最后在一起的是谁，是谁带走了李鹏。大琳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紧张，但是她又不能告诉任何人，连我也没告诉，自己一个人把事闷在心里，独自承受，双眼突然得病。

本文摘自：《李鹏回忆录（1928-1983）》，作者：李鹏，出版：中国电力出版社

每年1月8日是我三姨的忌日。她的平反一直没有音信，我母亲悲痛不已。每年的这一天，我和大琳都要去陪陪她，给她一些安慰。1976年1月8日，因为大琳要去上班，我们商量好了，由我独自前往。

我妈妈到北京工作以后，一直住在东城区后门桥帽儿胡同13号，是化工部的宿舍。她住在正院的西厢房，一共有两间。住我妈妈对面东厢房的是公安部的老郝，是一位司局级干部，是回民，他的几个孩子都“上山下乡”去了，只有他和老伴一起居住。那时我妈妈家里还没有电话，如果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就会把电话打给老郝，他就会找我妈妈去接电话。在东厢房的北头还有一间房屋与他们相邻，是原来化工部技术司司长林华的书库。林华已经下放到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工作。就把这间房借给我居住。我们初来北京时，一家5口就挤在这间2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一直到1969年才搬到西城区北新华街新壁街41号水电部宿舍。住在帽儿胡同时，小鹏、小勇兄弟玩耍，小勇被石头绊倒后骨折，先到位于宽街的中医医院治疗，接骨不彻底，晚上抱他小便时痛苦大喊。后来又去积水潭医院骨科，重新打石膏纠正骨位。

大家都知道，那时周总理重病在身，在医院里治疗。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是在1975年9月7日，他会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委伊利耶·维尔德茨。当时全国许多人都在为周总理的病而担忧。这一天，也就是1976年的1月8日，是我三姨赵世兰的忌日，我陪妈妈吃过晚饭后，母子间谈谈心。正在我们母子谈话的时候，突然听到对门的老郝急匆匆的脚步声。进了门，他对我说：夏大姐来电话，要你接。夏大姐就是夏之栩，赵世炎的夫人，我的五舅母。我连忙披上大衣，向对门走过去。这时我已经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五舅母没有这么晚来过电话，而且她与我母亲姑嫂之间情谊极深，但这次却指名道姓要我去接电话。

电话在老郝卧室的书桌上，我拿起听筒，只听舅母用极其沉重嘶哑的声音说道：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总理已在今天上午去世了。你要把这个消息慢慢地告诉你妈妈，不要让她伤心过度，发生意外。她又对我说：你自己也要沉住气，冷静地对待这件谁也无法挽回的事情。我哪里稳得住自己的情绪，眼泪已经控制不住流了下来。放下电话后，我不禁失声哭起来。老郝夫妇连忙推开房门走进卧室，问我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时，我已无法隐瞒，就告诉他们总理逝世了。他们先是惊呆了，然后眼泪夺眶而出，接着不禁放声大哭起来。

我回到妈妈的房里，只见她情绪十分紧张，等着我说话。我停顿了片刻，缓缓地向她说道：舅母的电话是说，总理已经去世了。我母亲青年丧夫，是一位饱经苦难的坚强的革命同志，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显得十分沉静，一言不发，只是愣愣地发呆。过了一阵，她才失声痛哭起来。过了一会儿，她的哭声渐渐停顿下来，对我几乎一字一句地说道：你父亲牺牲后，几十年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总是得到总理和邓大姐的帮助，总理就是我最亲的兄长。接着，她倒在床上，几乎是昏迷过去。当晚，我没有回家，一直陪着妈妈。她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第二天，在寒冷的早晨，北京电管局①来车接我到局机关。一路之上，已没有昔日的喧闹声，只有几辆小轿车驶过，偶尔有几个骑车和走路的人，有的袖子上戴了黑纱，有的胸前插了小白花。原来，早上大家已经从广播中得知了总理逝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