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宏：王明与毛泽东主要是理念间的矛盾

凤凰历史：党史学界一直认为王明在抗战初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现在来看，您认为王明在抗战初期的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是否应该被称“错误”呢？

郭德宏：现在一般不提“投降主义”了，只说王明在抗战初期犯了“右倾错误”。事实上，也很难说王明在那时犯了“右倾错误”。

对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刘少奇、毛泽东都曾提出批评，说如果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

但王明在晚年写的《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回忆中说：“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两个口号的真正含义是：1、强调和突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并得到中国一切抗日党派承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为他们合作抗日救国的牢固基础，使他们都尊重和执行这一政策。2、强调蒋介石将来也像以往一样，只有经过与中共谈判来解决有关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和地方民主政权的所有问题，而防止他利用自己的总司令和南京政府实际首脑的地位进行军事指挥和下达行政命令。毛泽东故意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蒋介石、阎锡山等同起来，这是完全不对的。”这个口号确实说的绝对了些，但用意是好的，事实上王明也没有“一切”都“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他仍然是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的。

至于“一切服从抗日”、“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两个口号并没有错。因为当时是抗日战争时期，坚持抗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当然，如果像毛泽东批评的那样，把“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肯定是错误的。但是，王明并没有把“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

1941年10月8日，毛泽东在书记处会议上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有四个方面的错误：“（一）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二）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这四个方面，只有第二个方面涉及是不是“右倾”的问题。当时王明的主要任务是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建立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种情况下，多说几句国民党的好话， “强调斗争性不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很难就因此说他“右倾”。

王明不应为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

凤凰历史：过去很多著作认为，王明到共产国际以后，仍在遥控中共中央，贯彻他的“左”倾主张，所以王明应该为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您认为这种说法客观吗？

郭德宏：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客观的。王明到共产国际以后，确实参与了共产国际有关中国的一些文件和重大决策的制定，但一般不对中国共产党的具体问题表态，不对具体工作发布指示。相反，从1933年开始，随着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王明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对国内临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的很多“左”的做法提出批评。例如1934年4月20日，王明与康生一起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指出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上有“不可忽视的严重的弱点”， 批评了党内路线斗争的扩大化和斗争方法的策略；同年8月3日，他又与康生一起给中共中央写信，对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意见，并针对博古等人的打倒一切和关门主义主张，对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并没有完全听从王明的批评，仍然坚持“左”的一套政策。所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明确指出从1931年9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到遵义会议期间的“左”倾错误，由博古负主要责任。

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主要应由毛泽东负责

凤凰历史：在苏区“富田事变”发生后，中央代表团根据王明起草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精神，处决了红二十军大批排长以上的干部，所以有人认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主要是王明“左”倾造成的，而不是毛泽东的问题，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郭德宏：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早在王明起草《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在肃“AB团”的过程中，已经有大批的党员、干部、红军官兵被捕杀。王明起草的决议，不过是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意见和做法。红二十军大批排长以上的干部被处决，虽然与王明起草的决议有关，但具体决定还是中央代表团根据总前委的意见作出的。因此，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王明虽然有责任，但主要应该由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