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卫兵忆为何批斗父母：他们完蛋了我们还要混下去

核心提示：再深入自省，也有自私的阴暗心理：父亲肯定完蛋了，我们这些“黑七类”小孩还要混下去，斗争父亲，博来大义灭亲的“好名声”，在同学和“革命队伍”里重获承认，未必不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利益衡量。

这帮老邻居都是广东的文化名人，正是当年我们想要批斗的对象。（从左到右：陈残云、于逢、李门、肖殷、黄宁婴）

我们五兄妹与父母、奶奶的合照。那个时候的我（左一）刚好15岁，“文革”开始了。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作者：李小瑛，原题为：《批斗我们的父亲》

我15岁那年，我父亲李门50岁，正是文革风声鹤唳的时候。家门口不时有押着“牛鬼蛇神”游街的队伍经过，“打倒走资派”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此时的我在学校也如“过街老鼠”，不时被红卫兵喊到操场上训话。谁叫我的父亲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被南方日报用整版的篇幅批了个透，就因为他写过琼剧《海瑞回朝》，与吴晗的《海瑞罢官》一南一北呼应着“反党”。班上玩在一起的同学不再搭理我，原来的好朋友甚至喊我“狗崽子”。我对父亲从原来的尊敬变成了埋怨，甚至想如果他早年牺牲了多好啊，那我就是烈士子女了（也不想想父亲牺牲了也就没我了）。

在高涨的“革命情绪”促使下，我们大院一群小孩决定开批斗会，批斗我们的父亲。我们所住的院子在大沙头，是当时省委为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专门修建的。大院里住着肖殷、李门、韦丘、于逢、曾炜等文化人，还有林小群、刘美卿、卢启光等粤剧名伶。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大革文化的命，那这些文化人理所当然一开始就成了“牛鬼蛇神”。虽然在别人的眼里我们都是“小牛鬼蛇神”，但我们觉得自己是要革命的，依然是革命的接班人。批斗父亲，就是我们最要求革命的表现。

参加批斗会的小孩有十多人，从十五六岁到五六岁，全是这些文化人的孩子。表哥和我态度最坚决，年纪也稍大，于是成了这班孩子当然的带头人。我们让各位小朋友回家告诉自己的父亲，老实在家呆着，等我们一家家去批臭斗垮。

我家在一楼，批斗会先从我家开始。批斗会前，我和姐姐制作了一些三角形的标语座摆放在各张桌子上，父亲以为我们要做高帽让他戴着去游街，忧心忡忡又不好说反对的话。之前，都是父亲教育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现在，他被剥夺了教育子女的权利，我们也不再听他灌输“封资修”那一套，父亲心里那个屈辱只能往肚里吞。一群孩子把父亲围在了中间，批斗会开始了，我们要父亲交待问题，问他为什么要反党，为什么要写《海瑞回朝》。父亲本来就是个儒雅书生，他像对待群众一样认真回答我们的问题，详细汇报他这段时间的思想状况，检讨自己的不足之处，但坚决否认反党。看着父亲真诚的模样，听着他的交待，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多么希望父亲不是反党分子啊，再说怎么看他都不像反党分子啊。父亲曾经说过：“共产党员最高的党性就是讲真话。”我相信他说的都是真话，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父亲并不会因为我们的信任而减轻哪怕一丁点罪行，我依然是一个人见人避的黑七类子女。后来，我们说了一些要认真改造之类的废话，结束了对父亲的批斗。

之后我们到了二楼表哥的家批斗他的父亲韦丘。他的父亲是我姑父，当年跟着我父亲参加东江纵队，跟着“东纵”北撤后在淮海战役中打过仗。姑父是炮筒性格，说话快嗓门大，态度比我父亲“恶劣”多了。表妹是他最宠爱的孩子，大声问他为什么要反党反革命。他指着表妹大声地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走出家门参加革命了，什么叫反革命你比我懂吗？”他又指着表哥更大声地说：“我像你这个年龄时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了，我的党龄比你大两倍不止，你又懂什么叫反党？”他狠狠地把我们训斥了一顿，骂我们不在学校读书跑回家里撒野。我们这些毛孩子哪是他的对手，平时颇有自己父亲气势的表哥也不敢吭一声。批斗会变成我们乖乖地听他训话，大气不敢出，几个年纪小一点的更是吓得跑回了家。

原本我们计划继续到其他几家去批斗，被这样恶狠狠地训斥后，气泄了不少，干劲也没了，觉得灰溜溜的实在没有意思，散了算了。最后孩子们总结道，我的父亲态度不错，不像是反党分子。表哥父亲态度顽固而且恶劣，可以归入死不悔改那一类。

40多年过去了，我父亲早已于10年前离开人世。离世前他没有什么遗憾，“文革”早已只剩下模糊的记忆，没有人否认，父亲的一生清白正直。姑父依然在世，身板骨还很硬朗，只是声音不再洪亮，衣食住行都得表哥照料。几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在父辈面前谈起过那场家庭批斗会，谁也不想揭开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只是表兄妹之间，有时还会讲起儿时往事，感慨良多。我们怎么样都想不明白，当年大家为什么会结伴去批斗自己最尊敬的父亲呢？在我记忆中，父亲全副身心扑在工作上，对工作要比对我们上心。说什么我都不相信父亲反党反革命，那出于什么目的我们要去批斗父亲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几十年现在才有点眉目。

反思往事，我们那时的行为还是有点来龙去脉的。亲情本是与生俱来的天性，亲子之间不可能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是我们出生后至“文革”发生，十几年受的教育，恰好是逆天而行的教育，我们的意识里全是阶级斗争、非黑即白、你死我活、大义灭亲的教条。课本里充斥着一个个“英雄”的典型行为，天天要我们模仿学习：毛泽东和他的顽固父亲的斗争，彭湃夺取自己父亲的田地分给农民，彭德怀枪毙自己投敌的亲舅舅……告发亲人是间谍的少先队员、揭发父亲是奸诈资本家的共青团员、大义灭亲的地主子女……

我们被教育：亲情、私利在新社会是没有价值的，抛弃这一切的“英雄”才是我们值得仿效的楷模。大公无私、斗私批修是进步青年的必由之路。崇拜英雄，学习英雄，是那时的流行时尚。革命、造反，是那时唯一可以选择的生活。可以说，十七年的教育造就了文化革命的基础；文化的一元化，思想的一元化，使那时的青年失去自己的独立思考，失去自己的脑袋。

以至于“革命就是要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这么拗口的句子成为流行语，成为那时青年行为的准则。以至于大公无私，大义灭亲成为那时的行为标准。

再深入自省，也有自私的阴暗心理：父亲肯定完蛋了，我们这些“黑七类”小孩还要混下去，斗争父亲，博来大义灭亲的“好名声”，在同学和“革命队伍”里重获承认，未必不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利益衡量。

只能说，“文革”，把我们愚弄成了没心没肺的傻子。值得庆幸的是，当年我们没有揭发父母（其实也没有东西可供揭发），没有脱离父母子女关系（还没有愚蠢到那一步）,也没有动手打自己的父母（批判已经够伤心了）。

在后来的岁月长河中，当我们也为人父母后，我们终于懂得什么叫亲子之情，什么叫真善美。“文革”，一段需要时时反省、日日警惕的荒诞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