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之路之一：港督称华人议员等于零

引言：从第一次鸦片战争香港开埠到二战爆发前，香港一共经历了五次在港英籍白人“民主上书”，要求在香港举行只有英籍居民参加的选举；在这一时期占香港90%的华人在香港立法局只有二个席位，而且他们的作用，按港督的评价“在立法局里等于零”。

割让之初的香港：港英政府实行种族歧视政策

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根据1845年6月，华民政务司首次发表的人口调查报告，当时港岛人口共23817人，华人22860人，欧洲人595人，印度人为362人。华人虽占港岛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大多为没有经过技术与技能训练的非熟练体力劳动者，受雇于大量需要简单劳动力的市政工程、船舶修造、交通运输业和生活服务业，备受凌辱和盘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尽遭欧人歧视与压迫。早期港英政府推行不加掩饰的种族歧视政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华人与欧人区别对待，以保护欧人的绝对统治地位。

港英当局对香港施以法治，以“华律治华”为借口，沿用清政府的某些酷刑专门对付华人，如鞭答、烙刑、穿枷、割辫示众等，认为只有运用这些残酷的刑罚才会对华囚有效，以确保欧人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华人在港也没有行动自由。1842年10月4日，巡理府颁布宵禁令，以盗贼横行为由，禁止华人在晚上11点以后外出。这分明是将整个华人社会当作嫌疑犯来加以防范。后来又规定华人晚上外出须携带油灯、灯笼和通行证。

华人居住区也受到严格限制。港英政府一开始就实行种族隔离、分区而居的政策，把中环维多利亚城划为欧人居住区和商业区，将华人的活动范围限定在包括上环和西营盘在内的太平山区一带，不许越雷池半步。即使在大会堂博物馆的开放时间上，由欧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也进行种族区分，规定华人只能在上午进去，下午和星期天不得人内。港英政府对华人的歧视与种种限制严重损害了华人的利益。宵禁制度使华人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与经济活动，生计遭到影响。“日谋升斗者虽然勤奋，乃不能夜以继日，生活艰难，区的限制也直接阻碍了华人商业的扩展，给无以为计”。对华人居住华人经济发展带来极大束缚。

政治上，华人被长期排斥于港英政府机构之外，毫无民主权利可言。英国占领香港后，以直辖殖民地模式建立香港政制，上立总督，下设行政、立法两局，港督集立法、行政大权于一身。在港督的高度集权之下，作为港督咨询机构的立法局是香港政治面向社会的最后空间，因而也就成为香港政治势力斗争的重要舞台。即使如此，立法局议员也一直由英人独占。占香港人口90%以上的华人被排斥在外。正如他们在一份请愿书中所说，“每当讨论地方公共利益问题时，华人从未被获准参与听政”。

华人经济实力大增：港督不得不任命首个华人议员

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香港作为转口贸易港地位的形成，香港经济取得初步发展。这给华人增强实力、摆脱原来附庸者的地位提供了机会。华人职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由原来大多为简单体力劳动者发展为职业多样化，以工、商、服务业人口占较大比重的城市型华人社会。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华人经济力量的增长，这主要借助于经营转口贸易。“行商”所经营的进出口业务，发展快，范围广，从转运长江以南及华北两线货物发展到澳洲、美洲、南北半球。华人经营转口贸易较著名的有“南北行”、“金山庄”、“南洋庄”等，是这一时期华商实力强盛的突出表现。转口贸易使华商经济力t迅速增长，积聚了大量财富。这时候，华商开始逐渐控制原属欧人的物业和货栈，商业贸易不可遏制地向欧人专属居住区和商业区渗透。据统计，1850年1月一1881年5月华人从欧人处购买的产业总值高达l，710，036银元。华人已取代洋商成为香港的最大业主，1881年香港的20名最大的纳税者中华人就占了17名。华人成为了香港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为促进香港的经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经济地位上升了的华人在实力雄厚的华商倡领下，建立自己的组织、团体、舆论阵地，以保障华人利益，谋求自身地位的改善。1868年，香港最大的华商同业组织“南北行公所”成立。1872年，由华商捐资创办的华人慈善医院—东华医院成立，它逐渐成为香港华人社会的代言人。1878年，由华人倡导的保良局成立，保护并收留从内地拐骗至港的华人妇女和儿童。1873年，华人独立创办中文报纸(循环日报》，从此有了自己的舆论、出版阵地。同时，实力今非昔比、对香港经济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华人萌发参政意识，要求享有应有的政治权利。1879年1月，香港华人代表向港督轩尼诗递交了参政意见书，其中写到，“华人居民远远超过欧人，数量是欧人的十倍，所承担的税收也比欧人要多得多，因此，让华人参与管理香港的公共事务才是公平的”。

在这种压力下，香港第八任总督轩尼诗（JohnPopeHennessy）不得不做出了相应的回应，他在任期间推行了一系列被欧人称之为“亲华人”政策的改革，废除了公开鞭答，废除烙刑及流刑；其中他做的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任命了伍廷芳为立法局议员。这是标志华人在港地位改善的一件史实。历来为欧洲人垄断的立法局，1880年1月，第一次有了华人议员。第一位出任华人议员的就是伍廷芳。

首个华人议员的世纪作用：在立法局里等于零

伍廷芳是广东新会县人，父亲伍荣彰在南洋经商。1842年7月30日伍廷芳在新加坡出生，3年后随父归国，居住在广州芳村。13岁时进入香港圣保罗画院学习，1861年毕业后，曾任香港高等审判厅翻译。1874年自费赴伦敦林肯法律学院学习，3年期满取得了大律师资格，不久回香港担任律师。

1877年5月，从英国林肯法律学院毕业的伍廷芳回到香港，被批准成为在香港执业的大律师，也是第一个在香港的华人大律师。轩尼诗对伍廷芳非常器重。1878年七八月间，伍廷芳被委派为考试录用公务员的三名主考官之一。当年12月又被委任为太平绅士，成为香港第一个华人太平绅士。1879年香港律政司因事返回英国，轩尼诗准备让伍廷芳代理这一职务。消息传出后舆论哗然，广大中国居民为之振奋，而充满殖民主义偏见的香港英国官员和商人大为不满。他们认为，港督偏爱华人。他们说，如果华人可以代理律政司，将来按察司缺出，也可以由华人代理了。于是，他们酝酿写信向英国政府告状。轩尼诗只好撤回原议。

1880年立法局议员吉布请假返回英国养病。轩尼诗打算利用这个机会让伍廷芳暂行占据立法局的这一席位。当他就此事写信给英国国务大臣时，引用香港华人领袖一份呈文的内容说，香港华人在人数上以10∶1的比例超过了外国人，应该允许华人参与管理公共事务。轩尼诗还建议改组立法局，使伍廷芳能够比较长期地担任立法局议员。英国国务大臣不同意轩尼诗的观点，但是同意由伍廷芳暂时担任立法局议员，直到吉布返回香港为止，或者以三年为期。

当时在英国殖民地部有这样一个看法：由于香港总督需要经常与立法局举行秘密磋商，内容会涉及英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英中关系变得紧张的时候，在立法局存在一名华人议员是很麻烦的事情。

1880年1月19日，香港政府公告宣布，伍廷芳暂行代理吉布的立法局议员一职。伍廷芳由此成为香港第一个华人立法局议员。虽然立法局只是个咨询机构，华人议员只有伍廷芳一人，而且属于暂行代理的性质，但立法局中毕竟是有了华人的代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华人在香港力量的增长。香港华人领袖人物对此感到欢欣鼓舞，他们特意赶到总督府，向轩尼诗表示祝贺。后来由于吉布不再返回香港，伍廷芳被任命担任立法局议员3年。

继轩尼诗任港督的宝云明确支持立法局保持华人议席的做法，但是，他很耐人寻味的说这么一番话“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坚持这一观点，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应该在立法方面至少保留一个席位”。

事实上，从人数来看，人立法局的华人议员始终居于极少数。1884年到1896年的11名立法局议员中(6名官守议员、5名非官守议员)，始终只有1名华人非官守议员。直到1896年立法局议员增加到13名(7名官守议员，6名非官守议员)，华人非官守议员才增至2名。

其次，港英政府还不成文规定，入立法局的华人应为商人。当初英殖民地部拒绝伍廷芳为永久性华人立法局议员，就以此为理由。“既然商人利益的重要性已经明显得到官方承认，那么如果华人要入立法局的话，就应该是一名商人”。此后，入立法局的华人大多局限为资力雄厚的华商。

此外，港英政府还鼓励上层华人“归化人籍”来培养他们对港英统治的忠诚。就连支持华人“至少在立法方面保留一个席位”的第九任港督宝云在1883年选择入立法局的华人时，也抱怨大多数上层华商都不是英国国籍。

而伍廷芳加入立法局任非官守议员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呢，用轩尼诗爵士的话来说“伍廷芳在立法局里等于零”。

英国治港的核心立场：保证统治不能给华人民主

也正因为看到华人代表在立法局内难以作为的困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的华人精英对港英政府的政治运作不再关心，而把热切的政治眼光投向内地，以祖国大陆为其基本选择和价值取向。如伍廷芳，他在1883议员期满后，离开香港远赴天津，加入李鸿章幕府，多次参与清政府的外交活动，历任驻美国、秘鲁、墨西哥、古巴等国公使。辛亥革命以后，伍廷芳站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一边。

其实不仅仅是华人的民主诉求被压制，港英政府以及英国政府连在港英国人的民主诉求也同样压制。事实上1845年、1849年、1855年、1894年、1916年在港英国人多次上书英国殖民部，或要求在香港设立市议会，或要求实行地方自治，又或者要求增加民选席位（当然都是参选的，选举的都是英国白人），但这些要求都无一例外遭到了英国政府的拒绝。更有趣的在于每次拒绝的理由都一样：香港华人占绝大多数，如果只给予英籍居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会漠视华人的利益。

英国政府之所以如此强硬，是因为香港地位特殊，英国人占领香港目的并不在于香港本身，而是希望透过香港更好的向中国内陆渗透；为牟取在中国乃至远东的最大利益，因此必须维持英国的直辖统治，不宜引进民选自治的代议制度。

结语：早在1843年6月，英国殖民地部及军事大臣就致函港督璞鼎查，明确指示：“香港的占领，不是为了殖民，而是为了外交、商业和军事目的。负责管治此地的官员，须同时负责与中国的接触和谈判，管治在中国境内的英人，处理与中国的贸易。”1856年英国殖民地部大臣拉布切尔在给港督宝宁的信中指出：……尤其重要的是，英国统治香港不单为了当地利益，而且是为了要发展英帝国与中国的关系，为了推动英国在东方的商业利益和文化进步。这些特殊角色，要求英国必须维持在香港的直接管治。”

资料来源：

1、《港英政治制度与香港社会变迁》，作者：刘曼容，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2、《由伍廷芳人立法局看19世纪香港华人地位的变迁》，作者：徐霞辉，原载于《广州大学学报(综合版)》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