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三剑客”最后归宿：徐远举文革宁挨打不咬人

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西南红人”徐远举病死狱中

徐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1932年参加特务组织，1935年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校参谋，随后在西藏开展情报活动。

1945年6月，徐远举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1946年1月到华北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在徐远举亲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多达13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徐远举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和秘密单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由该区统一指挥。后来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徐远举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

当时西南军政长官是张群，张群早就认识徐远举，对他特别赏识，所以徐远举更是红得发紫，故当时国民党军政界都称徐远举是“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1949年9月至11月，徐远举在重庆主持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计划。12月在昆明被云南卢汉起义部队捕获，后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过改造，徐远举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他向公安部门表示，对自己的问题“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后来监狱组织关押人员撰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在庆祝建国10周年时，杜聿明、宋希濂等33名战犯被特赦，徐远举也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被释放，但一直没有轮到他。

“文革”爆发后，停止了对在押战犯的特赦，已特赦的有的也被重新关进监狱，徐远举感到绝望了。“四人帮”为整倒一批老干部，到处逼人写黑材料，但徐远举宁肯挨骂甚至挨打，也不乱咬人。据沈醉回忆说：“‘四人帮’为了把秦城监狱的那一幢楼腾出来，囚禁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老干部，把黄维和许多军长一级的战犯，都送到抚顺原日本战俘管理所，让军统和中统等10多名搞特务工作的留下来，逼他们提供材料，诬蔑好人。徐远举对此气愤异常，认为这不是共产党的传统和光明磊落的作风。”

1973年冬，徐远举在劳动期间因工作不合格而受到批评，脾气暴躁的徐远举情绪激动大吵大闹，当晚又用冷水冲澡，本来他就患有高血压，结果刚走出卫生间就晕倒，后经医院抢救，终因脑血管破裂不治而亡。

“书生杀手”周养浩客死异国

周养浩是浙江江山县人，与戴笠和毛人凤都是同乡。1933年，由戴笠介绍、唐纵监督，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的周养浩宣誓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从那时直到被俘，周养浩为国民党做了16年的特工工作，先后担任过息烽监狱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周养浩举止斯文儒雅却心狠手辣，是军统内部有名的“书生杀手”，他曾亲自策划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的行动。1949年冬国民党在西南大撤退时，周养浩秉承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参与布置大破坏与大屠杀，后在昆明被逮捕。

解放后周养浩在白公馆关押期间，与沈醉、徐远举等人同处一室，因沈醉交代问题时曾涉及到周养浩，周养浩怀疑是沈醉有意出卖自己，于是他怒火冲天顿起杀意，拿起身边的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多亏旁边的宋希濂伸臂一挡才没砸着沈醉。周养浩正要打第二次时，凳子已被宋希濂夺走。此后周养浩和沈醉一直是横眉冷对，老死不相往来，两人不管是谁，涉及到对方时总是有意回避，就像没有这个人似的。

1975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联合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意见》，其中第六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也向世人公开宣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根据这个精神，周养浩与其他几个特赦人员一道申请去台，但由于台湾方面拒绝他们入境，周养浩等人滞留香港，几个月后周养浩辗转赴美定居，1990年在美国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