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邓小平如何应对老“左派”的围攻？

邓小平谈话在上海干部圈内引起了震动。他的谈话精神，通过一个奇特的名字传遍了全国。

这一年2月13日，距春节还有两天。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处长施芝鸿打电话给解放日报社的朋友，说市委书记朱镕基在市委办公厅第一党支部会议上传达了小平同志在上海六次讲话的精神，很有新意。报社党委书记周瑞金和评论部主任凌河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请施芝鸿出来一聚。三个人聊天之际，周瑞金拍板决定，大年初一的评论就按照小平同志讲话精神来写。

2月15日，大年初一，羊年头一天。《解放日报》头版发表凌河执笔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署名皇甫平。文章说，要“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3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施芝鸿执笔的一篇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也署名皇甫平。周瑞金事后回忆说，这是最重要的一篇，这篇文章把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提了出来。文章说：“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半个月之后，3月15日，《人民日报》与《解放日报》针锋相对，发表《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文章说：“有些人总是……对计划经济任意加以否定。”“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我国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

《解放日报》吃了豹子胆，不理会北京的责难。3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老作者沈峻坡执笔的一篇评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时仍旧署名皇甫平。文章的要害在下面一句话：“如果我们仍旧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皇甫平系列评论触碰了老左派舆论的要害，立即遭到围攻。

4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第2期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文章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

北京出版的《高校理论战线》6月出版的第3期发表《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文章说：“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姓社还是姓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

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这篇文章重新祭起了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这就把基本路线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非但如此，阶级斗争还排在经济建设的前面。邓力群说：“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这岂不是要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拾“以阶级斗争为纲”么？

邓力群在这个敏感时刻提出这样重大的理论修正，显示了老左派领军人物的分量。邓力群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的十三大上，由于他坚持左倾思想，名声很差，结果在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紧接着，又在中顾委常委选举中落选。邓小平说：承认选举，不作变动。故此，邓力群对邓小平一直耿耿于怀。邓力群所著回忆录《十二个春秋》说，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邓力群自1982年到2001年，在老左派群体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核心作用，社会舆论也称邓力群是“左王”。

左王上阵，鼓舞了左倾阵营的士气。《真理的追求》7月号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释放的烟雾弹。”

夏天，有点心虚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南下上海，秘密调查，质问《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的文章有什么背景？结果无功而返。

8月下旬，《求是》1991年第16期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