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后格格”爱新觉罗·显琦去世 享年95岁

我和十六姐后来到长春读书时，川岛芳子也在那里，自己住在一幢房子里。川岛芳子虽然没见过我几面，但特疼我，因为我最小。她有时还带着我去郊游、跳舞，还教我如何化妆和穿着打扮。我大哥知道后，特别反对我跟她来往。

川岛芳子在日本的名气可大了，有一段时间报上几乎每天都有她的消息，“川岛芳子栏”天天登她的相片。1941年，我回国后，川岛芳子刚好也在北京，这时她的名气似乎更大了。她住在东四九条，我去过一次，看到她身旁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喊她“金司令”。川岛芳子让我跟她住在一起，但我不愿意。有一次我把她惹生气了，她闯进我家大发脾气，让我向她道歉，我也忍不住和她吵起来。她可能没想到我会和她顶嘴，气得到处砸东西，甚至用军刀猛抽打我，在大哥劝阻下，她才坐上车扬长而去。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川岛芳子。1945年，抗战结束后，川岛芳子被逮捕，1948年被国民政府秘密枪决。据说她临死前挺想见我的，但我没去。我想她自己不觉悟，周围的人又不放过她，那样一种结果，对她来说也许是最好的了。

公民金默玉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我被迫中断了两年的大学生活，从日本回到北京自己家的那所老宅。

我关于人生的所有梦想也因为那个动荡的年代而破灭。我曾经设想自己做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甚至去做歌唱演员，但长辈们觉得，身为一个王府里的格格，怎么能四处抛头露面呢？我喜欢骑马和打网球，为了玩起来方便，在19岁生日那天，我剪了一个短短的男式头发。那张照片被照相馆放大了摆在橱窗里，被我一个哥哥无意中看到了，他特别生气：格格的照片怎么可以随便挂在外面让人看！

我从小对钱没什么概念，从不接触钱，也不必拿钱，要什么有什么，大了以后也不用我管钱，哥哥们早给买好了。他们从几百样里挑几样好的，拿回来给我挑，哪用得着我花钱呢？到了民国时期，开始实行记账。去东安市场逛，大家也都知道我是肃王府的小格格，我一去他们就“您随便拿”，喜欢什么就说送回家里，也不用自己带回家。到了节假日、旧历年算账，家里的账单一叠，到时自有人算账，但谁给的我都不知道。

此前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我剩下的大半生，竟会以那样一种方式度过。1948年，哥哥成了匆匆离开北平城人群里的一员，留给我的是100块钱、6个孩子，外加一个老保姆和她的女儿，一家9口的生计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既没结婚，也没孩子，为了维持生计，我开始陆续变卖家中的钢琴、地毯、沙发、皮大衣、留声机等。为了谋生，我还给海军织过毛衣，3天1件，但还凑不够一家人的菜钱……

新中国成立后，我没走，在香港的大哥寄来了一笔钱，我用这笔钱开了一家饭馆“益康食堂”，一度成了北京的名店。不久我与著名的花鸟画家马万里结为夫妇。

1958年2月初的一个傍晚，十几名警察突然闯进家里，宣告我被捕了。3个月后，我被押送到劳改队。6年后的一天，正在干活的我被队长叫进办公室：“金默玉，经过审查，现在决定判处你有期徒刑15年！”从这一天起，我被带到著名的秦城监狱开始服刑。为了不连累马万里，我主动提出了离婚。

1973年，熬过了15年的铁窗生涯，我终于重获自由，被安排在天津的茶淀农场种地养鸭，后来和农场的一位老专家施有为又组织了家庭。1979年，我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我不是要求平反，而是想有份工作。我想我干不了体力活了，但我还可以干脑力活。不久农场来了3位同志核实情况，几天后，我等来的是来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平反通知书。我想，我终于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了……

平反后，我被分配到北京文史馆做馆员。现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只剩下我一个了。我们这一辈，男的是“宪”、女的是“显”，下一代女的是“廉”、男的是“连”，而现在这些后人有的姓金，有的姓连、廉，姓什么的都有。以前是皇上赐八个字，可以用八代人，这八个字用完了再给八个，现在也没人给排了。我们家到“连”就没了。那个曾经显赫的皇族，已是这个民族彻底翻过去的一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