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新四军敌后靠“吞并”地方抗日武装发展吗？

核心提示：有人说“耿、吴、刘事变”是由于当时我们对地方武装实行错误的“吞并政策”所致，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实际上依靠耿、吴、刘（耿、吴、刘都是地主阶级重要人物）发展武装就是根本上违反阶级路线的。地主阶级掌握了武装，不仅阻碍农民群众的发动，而且在他们羽翼丰满之后必然要产生反革命叛变。当时豫皖苏领导同志把耿、吴、刘部队编到六支队中来加以“吞并”，并不是错误的，而是“吞并”得太迟了。

本文摘自《邓子恢自述》，作者：邓子恢，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少奇同志则与项英同志完全相反。他到达江北时，正是日寇在占领武汉、长沙后，对国民党采取诱降政策，亲日派大肆活动的时候。这时汪精卫已经投降，蒋介石发生极大动摇，投降危机日益严重，而反共正是投降的步骤。因此，国内磨擦纷起，惨案频繁（如平江惨案[4]、经扶惨案[5]、确山惨案[6]等），全国的反共高潮接踵而来。所以少奇同志一到，便指出磨擦不可避免，指示要立刻准备反磨擦。他说：顽固派如果向我军武装进攻，我们就必须坚决自卫，坚决击退他的进攻！少奇同志指出：统一战线既然包含几个阶级，就必然会有磨擦，只有坚决反磨擦，统一战线才不会破裂。他传达中央指示说：“在目前反共高潮时期，我们应该在统一战线中强调斗争，不应该强调统一，如果在目前强调统一就会造成重大的错误，就会重复1927年机会主义的错误。”他也指出：但在反共低潮时，则又要强调团结，强调统一。他说：统一战线的斗争性和统一性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应该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来确定应该强调哪一面，也就是既要有理有利，又要有节。

在少奇同志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政策，对于顽固派一切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均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充分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以后并且多次击退了顽固派的武装进攻，在反磨擦中创建了华中敌后大片根据地。而项英同志居然在磨擦一开始把原在江北无为以东活动的五团一个营调回皖南，减弱了我军在江北的力量，使照明山反磨擦战斗失利。他公然说，江北磨擦，我们皖南不参加。这完全暴露了其新投降主义的本质。

在敌后农村中的统一战线，少奇同志指出：主要是正确处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关系问题。他说这个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的，但是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日寇想通过地主阶级来统治农村，特别是利用大地主和地主当权派作为汉奸维持会的社会基础。国民党也是通过地主当权派维持他的统治，来与我们争夺敌后政权。因此我们就必须放手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孤立和打击地主当权派，争取中小地主、开明士绅，来铲除日寇和国民党在农村统治的社会基础。敢不敢发动农民，牢固地依靠农民，这就是中央正确路线与右倾投降路线的主要分界线。

少奇同志说，正因为民族矛盾是主要的，阶级矛盾是次要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放手发动农民群众，打下抗日民主政权的社会基础，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像国内战争时期一样实行土地改革，完全消灭地主阶级，而只能集中火力反对汉奸维持会，打击地主当权派，对一般地主则仍然保护他们的身家、性命、财产，而只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样既可以发动农民群众，又便于分化地主，争取中小地主中立，并争取开明士绅参加抗战。这就是党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纲领在农村中最基本的政策。但是要真正实行减租减息，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阶级斗争。因为在历史上地租多少、利息高低是完全由地主决定的，农民无发言权，而现在我们要改由农民协会来决定租额和利率，实际上是把地主在经济上的统治权转到农民手里，所以减租减息形式上是经济斗争，而实质上则是政治斗争。少奇同志说：任何地方要实行减租减息，必须把农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经过农民的坚决斗争，打落地主阶级的政治优势，而确立农民的政治优势才能办到。

总之，敌后的统一战线必须服从于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抗日斗争。而项英同志不仅在与蒋介石进行统一战线中没有清醒的估计，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执行投降主义路线，在农村中的统一战线也同样是执行片面迁就地主的右倾政策，从来不敢发动农民，从来不谈减租减息，他们放弃了依靠广大农民这个党在农村中最根本的阶级路线。

党的这个根本路线，不仅遭到项英等同志的反对，同时也受到一部分阶级观念模糊的同志的抵抗。譬如豫皖苏边区，在1939年至1940年曾有很大发展，但在此大好时机，却没有充分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实行减租减息，而把工作中心停留在与地主士绅进行统一战线上面；在地方武装建设上也多是通过地主士绅去发展，而较少建立农民武装，最后终于发生“耿、吴、刘事变”。因此到1941年春间反动派进攻时，部队陷于孤军作战的困境，加上战术上兵力使用不集中，分兵把口，以致造成豫皖苏反摩擦的失利。

有人说“耿、吴、刘事变”是由于当时我们对地方武装实行错误的“吞并政策”所致，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实际上依靠耿、吴、刘（耿、吴、刘都是地主阶级重要人物）发展武装就是根本上违反阶级路线的。地主阶级掌握了武装，不仅阻碍农民群众的发动，而且在他们羽翼丰满之后必然要产生反革命叛变。当时豫皖苏领导同志把耿、吴、刘部队编到六支队中来加以“吞并”，并不是错误的，而是“吞并”得太迟了。在改编之后，对耿、吴、刘个人处理又不大策略，而且在合编之后没有彻底加以改造，形成并而不“吞”，以致耿、吴、刘得以拉走部队，发生事变，这是统一战线中右倾错误的实质所在，也是豫皖苏反磨擦失利的重要原因。当然更根本的错误尤在于当时留恋路西，背靠国民党后方，而没有执行中原局指示，坚持向路东敌后挺进，没有执行中原局“发展路东，坚持路西”的正确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