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抓四人帮汪东兴出了大力 功劳不在李先念之下

华国锋、李先念的回忆，吴德的口述，还有熊蕾的文章，所说时间和对话内容不尽一致，但基本情节相同，都说是华国锋最先提议，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赞同。

目前的疑点有：第一，华国锋是什么时候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吴德回忆是9月11日，时间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说是9月14日，《叶剑英年谱》则说是9月24日。三个说法，前两个相差一天，后一个则差了十天。第三，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叶何时与华面谈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细节。据华说，9月21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三次密谈。也就是说，李带话之后，华、叶的第一次面谈，应该是9月21日或9月中旬。细究起来，《叶剑英年谱》不仅与华国锋所说有出入，而且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向叶转达华的提议，怎么会9月中旬华、叶已经秘密商议？第四，吴德口述谈及一个情况：华曾告诉他，9月11日华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也就是说，叶、汪密谈前一天，华、汪已经谈过此事。果真如此，第二天叶、汪密谈应该会涉及华、汪谈话，汪也不必再托李鑫找华报告。但武健华所记，丝毫没有提及。谁的记忆有误，一时尚难判定。

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

以往的说法是，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

据前引史料，至迟到9月14日前，至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已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华与叶之间的互动。华与叶是如何商量的？这方面材料不多，华国锋事后曾零星谈到。1977年3月，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转引自《叶剑英传》）2000年5月，华对《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谈及，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了李先念等人的意见。（参见《李先念传》下）更多的详情，由于两位都已故去，无法向人们披露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间的联系，是叶剑英分别沟通的。据叶向真说，这是叶剑英的安排。叶向真说：叶剑英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更不会大张旗鼓开会，父亲都是晚上开车到中南海，到汪东兴家里谈部署和安排”。“汪东兴不能出来，他是管八三四一部队的……他的行动是‘四人帮’严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动不动，得让江青等人摸不着汪的动向，这就是叶帅的部署。”“华国锋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也不能走来走去。”事后叶向真问汪东兴、华国锋，他们证实了这些细节。汪说，“你父亲要我和华国锋同志不要动，他在我们中间来回穿插”。（周海滨《“红色公主”叶向真——凌子口述历史》，《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从回忆和口述史料看，商议过程中，华、叶、汪的确未曾三人碰头；不过，华汪之间还是有几次直接面商的。

有意思的是，与其他政治局成员的联系，是华国锋本人沟通的。据吴德口述，大约是（九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他在国务院后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他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他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华国锋的记忆证实了吴德口述，他说：（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参加的有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他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话音刚落，有位同志就说，对“四人帮”也应该区别对待，其他人没有发言，显然不能再深谈下去了。华感到范围大了不行，只能个别串连。（《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的谈话，2000年5月20日。参见《李先念传》下）华、吴所忆，情形基本一致。与吴德口述对照，华说的“有位同志”就是纪登奎。

吴德口述和华国锋的回忆表明，华、叶、汪、李分别联系后，华又同政治局成员吴德、陈锡联、纪登奎或许加上陈永贵作了沟通。据吴德口述，事后华国锋曾告诉他，华还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吴德说，只有倪志福是他打的招呼。也就是说，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为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外，所有在京政治局成员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或知晓此事。

高层人士之间的联系，除了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一些元老和将帅，后者主要是通过叶剑英来沟通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1日，叶在北京西山住地同聂荣臻派去的杨成武（时任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谈话，杨成武转达了聂荣臻有关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9月24日或25日，叶在住地同粟裕（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宋时轮（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谈话，告知要解决“四人帮”问题；10月3、4日，应陈云要求，叶剑英派叶选基将陈接至家中，征求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此前，叶还在住所同邓颖超谈话。据陈云说，叶还准备告诉聂（荣臻）、徐（向前）两帅。聂荣臻的回忆证实：10月5日叶剑英要杨成武告诉他，事情已商量好，请他放心。（《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粟裕传》说，毛的追悼活动结束后，叶剑英就找了粟裕，要他摸一下北京周围部队的情况，粟知道解决“四人帮”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了解了部队情况，向叶作过汇报。（《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叶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是硕果仅存的仍居党政军权力核心的元老，一些元老自然都将希望寄托于他。

上述情况还说明，“四人帮”积怨甚深，毛泽东逝世前后，党内上层对其不满已不是个别人和少数人，而这种不满也到了快要爆发的程度，尽快解决他们的问题渐成一种隐伏的共识。

尚存的疑问，一是在国务院会议室的议论到底是几号？吴德只记得十几号，华明确记得是9月16日；二是陈永贵是否参加了这次碰头会？华说陈参加了，吴德口述则未提及。李先念也说过，陈永贵不知此事。（李先念谈话记录，1986年10月22日。《李先念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