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抓四人帮汪东兴出了大力 功劳不在李先念之下

核心提示：汪东兴是制订具体行动方案的组织者，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1980年代以来，汪的作用被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吴德口述一个值得注意的看法，就是比较肯定汪在行动中的作用。按吴的评价，汪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出了大力，功不在李之下。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作者：韩钢 系文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原题：《有关粉碎“四人帮”事件的史实和疑点》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事件，学界有不少著述和文章。由于缺乏档案文献，研究者主要依据回忆和口述资料来梳理和讨论。亲历者和当事人的记忆多有龃龉和出入，研究者关于一些史实特别是细节的叙述也不尽一致；至于种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在坊间更有不少流传。抓捕“四人帮”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层权力更替，政治风险极大。笔者猜测，出于谨慎和保密，除了笔记、日记、字条之类的个人资料，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献。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相关研究还要基本依靠回忆和口述的进一步披露来深化。

从回忆和口述看，整个事件的主动当事人（以下简称当事人。笔者将该事件的当事人分为主动方和被动方，决定和实施抓捕者为主动当事人，被抓捕者为被动当事人），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决策层，即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核心人物是华、叶、汪；吴、李参与商议较多；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或者参与过商议，或者知情。第二个层级是领导指挥层，主要人物是汪东兴、吴德。第三个层级是组织实施层，主要人物是张耀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和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耿飚（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邱巍高（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第四个层级是具体执行层，即直接参加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和北京卫戍区官兵。需要说明，还有几位当事人如李鑫（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周启才（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作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参与了事件，了解一些情况，所处地位相当于组织实施层。上述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最值得重视。

从还原历史的要求说，回忆和口述是记忆性史料，虽属第一手资料，但不宜简单采信，而需要与其他史料比对和参照，或证实，或证伪，或存疑。本着上述要求，本文对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以及相关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实作一综述，并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问题。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酝酿：叶、汪四次密谈

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广为宣传的说法，是毛泽东生前即对“四人帮”问题早有察觉，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说过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来，这显然是政治策略说辞。毛泽东所说的“解决”，同采取强力措施的“解决”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

那么，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究竟是如何酝酿的呢？现有回忆和口述史料表明，最早酝酿的是叶剑英。据对王震、王石坚和聂荣臻秘书周均伦的访谈，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就曾同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人谈过解决“四人帮”的话题；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将帅议论过此事。据对云杉的访问，叶剑英曾邀请乌兰夫（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谈话，征求意见；乌兰夫明确支持叶的主张。据对李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的访谈，他去看望叶剑英，叶曾暗示他当务之急是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忆录里也谈及：毛泽东逝世后他到北京参加治丧活动期间，曾去看望叶剑英，叶谈了当前形势，还开着收音机谈话，他明白叶是用这种方式征求意见，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德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