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时凯丰批评毛泽东什么 让其耿耿于怀30多年？

挖苦毛泽东打仗不高明

遵义会议上，大家批判了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父亲站出来为博古辩护，会议上具体讲了什么现在谁也说不清了。1962年1月，毛泽东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回忆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从此，这个说法流传起来，在许多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出现过。

80年代，贵州的领导知道父亲参加了遵义会议，就主动邀请我去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没想到惹出点乱子来。遵义会议纪念馆里正在讲凯丰怎么反对毛主席，怎么不好，那个时候历史人物都是脸谱化的，父亲被说得就不是人了。得知省里领导带着凯丰的儿子来了，纪念馆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2005年我又一次去遵义，为了避免尴尬，我提前和遵义那边打了招呼，遵义纪念馆的同志说正发愁找不到材料，他们手里父亲的照片很少，希望我提供一些，并说已经重新写了讲解词。

确实，父亲在遵义会议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和毛泽东有过比较激烈的争执，可能说过一些过头话，但是这都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在会议上可以争论，可以有不同意见，还可以会后保留自己的意见。遵义会议结束时，父亲也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还说了一些抱怨的话。遵义会议之后，父亲就被免除了9军团党代表的职务。

在随后的扎西会议上，父亲想通了，改正了认识，做了检查。中央恢复了他9军团党代表的职务。父亲此时是确实转变过来了，此后，在长征途中的许多政治关口，父亲都站在毛泽东一边。

长征路上的笔杆子

1935年5月，红军进入彝族地区，发生了带有传奇色彩的刘伯承和小叶丹歃血为盟的故事。随后，父亲代表中央撰写了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此文代表了中央的民族政策。如果说刘伯承、小叶丹的结义是红军在长征中民族团结的典范的话，那么父亲撰写的《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就是我党民族政策的经典文献。

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毛泽东、张闻天就不满意张国焘不请示中央就成立政府的问题，父亲代表中央撰文批评张国焘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联邦”进去。张国焘得知父亲的文章后极为恼火，提出了交涉，并质问张闻天。由于当时张国焘势力强大，中央惹不起他，为了向张国焘妥协，收回了这篇文章，算是和张国焘有了些隔阂。但是在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由于父亲是江西萍乡人，和张国焘是同乡，所以中央派父亲去迎接张国焘，也是为了化解之前的一些误会。

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并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退却的主张。父亲明确支持北上。之后中央历次会议父亲都是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统一，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

在沙窝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分工时，父亲负责长征路上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在不久后的班佑会议上，又受命组织中央宣传委员会，并负责审查关于民族问题的宣传材料。后来，他又担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干部必读》的编委。父亲的理论水平在党内比较高，担任这些工作显示了中央对他理论和宣传才干的肯定。1938年2月，父亲在延安发表了洋洋三万言的《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该文引用了许多内部文件，系统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

父亲在长征中的形象被人们定格在遵义会议一个点上了，事实并非如此。在长征中父亲早就转变了，坚定地站在中央和正确路线一边。不然在长征之后他不会担任那么多、那么重要的职务。可以说，在七大之前父亲是主要的笔杆子，中央最重要的文件都是父亲起草的。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任中宣部副部长。1953年，《人民日报》负责为“一化三改造”写社论，一位副总编辑写了六、七遍都通不过，父亲就亲自写，结果毛主席看后，改了几个错字，一遍就通过了。

周恩来让贤，给父亲做文化工作的副手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央成立了长江局。1938年3月，父亲被派往武汉参与长江局工作，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党报委员会委员、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当时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和父亲。这时长江局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多是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的同志，因此王明在长江局就更加自作主张，经常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谈话。父亲坚持和周恩来站在一起，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1938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一周年，父亲在《新华日报》发表《中国抗战一周年》的长文。

武汉沦陷后的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父亲是六个常委之一，排名第三，在叶剑英、董必武之前，领导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那时父亲还是主抓宣传工作。当时在确定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问题上，周恩来主动让贤，叫父亲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自己任副书记，父亲坚持不能叫周副主席给自己当副手，可是周恩来的态度非常坚决，最后和博古一起说服了父亲，这样父亲就成了周恩来的“上级”。

1940年11月，父亲被党中央调回延安工作。不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此外，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学校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父亲和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一起当选为书记处书记。当时的书记处书记就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在此期间父亲主持或参与制订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以中共中央或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全党发出，如：《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等。他还参与了《解放日报》的创刊、延安大学的筹建等工作。

由于担任“文委书记”一职，父亲主持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整风运动中，父亲主要负责思想教育工作，成为整风运动中的主要领导。提出了“整顿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