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时凯丰批评毛泽东什么 让其耿耿于怀30多年？

核心提示：1962年1月，毛泽东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回忆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0年第16期，作者：何明 纪彭，原题：《何明：父亲凯丰在长征中没搞阴谋》

前言

凯丰（1906-1955年），原名何克全，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中等之家，从小在家族祠堂接受私塾教育，后到萍乡中学读书，接受了进步思想。1925年夏，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武昌中山大学）。曾经留学苏联，与王明、博古等人一起被冠以“28个半布尔什维克”。在革命战争年代一直担任重要职务，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贡献。或许因为他去世较早，或许因为他曾是王明、博古的“同党”，或许因为在遵义会议中和毛泽东唱了反调，今天很多人都不记得凯丰这个人了。

7月21日下午，凯丰的长子何明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中国美术馆接受本刊专访。走进美术馆的咖啡厅，好几个人和他打招呼，“何主任，您今天怎么来了？”落座之后，他问我，“你想了解凯丰什么呢？”我说，“都知道凯丰在遵义会议上反对毛主席，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说起吧！”何明叹了一口气，“父亲是1955年去世的，那年我只有12岁，遵义会议的时候还没有我，所以我对父亲的历史了解不是很多。许多东西是因为身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有意无意了解到的。”

遵义会议前没搞阴谋

2006年3月14日，父亲诞辰100周年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文纪念，对父亲的一生做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文章在讲到遵义会议的时候，只有一句话：“1935年1月，凯丰同志出席著名的遵义会议。”其实在这次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会议上，父亲不赞成毛泽东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因为这一点，父亲一生的功绩此后没人再提。

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父亲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一直到1945年，当了10年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父亲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档案馆不可能给你看的。虽然最后的决议是正确的，但形成过程就难说了。在政治局会议上即便是毛泽东、周恩来，也不一定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80年代档案馆管理不严，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去看了一些，发现关于西安事变的会议记录中有一些事情还是比较复杂的。开始的时候只有张闻天是主张和平解决的，毛泽东主张公审蒋介石，周恩来则属于中间派，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后来才逐步转过来的。这些都是符合组织原则的，并不能说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就是错误的，那只是在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不违反组织原则。最后会议产生的决议，只要是按党的组织原则办就没有什么问题。我父亲在遵义会议上也是类似这种情况，提出了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但是绝对没有与博古等人串通，绝对没有搞过阴谋！

长征开始的时候，为撤退需要搞了新的编制，父亲就不在中央了，但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他的职务是9军团党代表，9军团的司令员是罗炳辉、政委是蔡树藩，父亲任党代表，按照当时的规定就是9军团的总负责人，地位高于罗炳辉和蔡树藩，那一年父亲只有28岁。当时刘少奇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担任的是5军团的党代表。

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开始的，当时父亲带领9军团，保卫遵义城的安全，并不在遵义城里。部队驻守遵义东部的湄潭，距离遵义城约70公里，9军团军部就在湄潭的天主教堂。部队突然接到周副主席的电报，通知父亲、罗炳辉和蔡树藩，1月15日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务必于14日赶到。接到开会通知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这么大的事情，在军情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为确保遵义的安全，罗炳辉和蔡树藩就都没有去。父亲就和9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共青团书记尹自勇一起连夜骑马赶到遵义城。在14日傍晚抵达了遵义城。

父亲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去参加会议的，之前和博古等人完全没有联系，更没有预谋。可以想见，他接到中央的通知就连夜骑马赶往遵义开会，赶了70公里的路，怎么可能有什么预谋？更不可能和博古他们有什么串通了。如果说遵义会议上有什么“阴谋”，那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之前沟通好了，一起纠正了博古等人的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