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口论的理论基础：配合赶超式战略 抑制劳动力增加

董先安：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正如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所指出的，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和人力资本的提高，父母更加注重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即培养一个孩子的成本也在提高，要培养子女成才，住住需要支付到大学毕业之前的学费，这也使得父母倾向于少生和优育。

陶然：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很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和非洲国家的人口增加很快，并使得政府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而伴随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耗竭、环境破坏等问题，也使得人们对人口增加的威胁更加担心。但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人口密度很大、资源也非常匮乏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却发展起来了呢？

董先安：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恰恰是那些经济发展慢、无法提供充分就业机会的国家觉得压力大。而那些经济发展迅速，能够提供充分就业机会，并顺利实现人口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即使初始的人口密度非常高，人均资源拥有非常少，反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感觉劳动力非常缺乏。

陶然：这方面日本和台湾是非常好的例子。日本整个国土面积只有30多万平方公里，2/3是山地；而台湾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平原面积只有一万多。这两个地区都缺乏资源，人口却高度密集。日本和台湾的人口分别在1亿左右和2000多万，即使在其经济起飞的20世纪50和60年代，人口密度已经非常大，远远高于中国大陆的人口密度。但由于经济发展策略对头，经济模式成功，现在台湾和日本反而是缺乏劳工，日本人口开始老龄化的趋势使得政府甚至希望增加生育率。而恰恰是非洲、印度这些经济发展不良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无法为新增人口提供就业机会，感受到巨大的人口压力。

董先安：这提示我们，经济发展能否顺利实现新增人口的就业，尤其是在以城市为主导的二、三产业就业是问题的关键。而怎样才能够实现新增人口的就业和经济的顺利发展，取决于政府是否充分放松管制，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过程中，使国家的比较优势充分体现出来。台湾和日本起飞时期的主导产业都是劳动密集的行业，比如纺织业等。这些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够创造利润，而同时又能够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于是人口可以很快城市化，然后上述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口转型，即生育率下降的情况就会很快出现。根据林毅夫教授的说法，这也就是遵循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些国家和地区，不会存在什么人口过多的说法。

陶然：情况正是如此。我们再看看印度和非洲，甚至包括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往往采取所谓的“进口替代战略”，实际上就是发展那些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部门，自然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也无法实现人口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大部分人都被压抑在农村，或涌入城市的非正式部门，导致所谓的“过度城市化”和城市贫民窟，并带来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这些国家的政府自然会认为人口过多。

董先安：所以，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并顺利实现人口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即使初始人口密度非常大，但很快人口增长率就下降，并在20-30年后反而发现劳动力缺乏呢？其关键是该国所采取的经济发展策略和路线，如何影响企业所做出的技术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数量决不是那些认为自己人口过多的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而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路子走错了，从而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无法带来人口的迅速城市化和出生率下降，从而使得人口成为一个问题。

“马寅初先生关于中国人口过多，必须要控制的观点，在实行资本密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时代，无疑是正确的，但未必适用于一切条件，尤其是现在和以后的情况。”

陶然：让我们回到中国人口问题上来。1957年，北京大学前任校长、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马寅初先生提出“新人口论”，然而，1982年他百岁辞世时，中国的人口形势却比过去更为严峻。马寅初先生确有洞见，他看到了解放后死亡率迅速下降，生育率仍很高，就业机会明显不足的情况。1953年新中国首次人口普查发现已有6亿人，四年后统计又达6.5亿，年增长率达2.2%。1957年马寅初在《人民日报》上阐述了著名的“新人口论”，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判。而批判“新人口论”不过一年多，亩产万斤等造假破产，人、粮矛盾就暴露出来。

董先安：中国从“一五”计划开始，推行以重工业为主导的赶超战略，把资源集中于建立中国自己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化工业体系。这其实与印度和许多拉美国家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由于赶超战略对资金和劳动力的配置不符合市场规律，因此政府就必须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全面控制劳动力的流动，以满足自身的政策需要。另外，政府在城市扶持的重工业，不符合中国现阶段所处的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禀赋结构，结果城市不仅无法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而且，连自身的就业也无法保证。在这一背景下，户籍制度的一个作用就是将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固定在农村地区，防止其对城市的经济结构造成冲击。

陶然：当然，闲置劳动力问题并非在赶超战略推行伊始就十分严重，而是在60年代末期才凸现出来。但是，问题一旦显现，单靠户籍制度就不能奏效了。因此，中央从70年代初，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便从根本上抑制闲置劳动力的进一步增加。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户籍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事实上与改革开放前的政府重化工发展战略是一致的，是为后者服务的。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解决就业方面的因素。我们确实看到，随着中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不断发挥，大量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虽然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观点有些言过其实，但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中、低端制造业产品的中心则不太为过。而且，由于中国还有一大批廉价劳动力的后备军，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制造业中，劳动力就业仍然有巨大的潜力。这种入世效应在今年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增加加速方面已经显现。我们确实没有理由过于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