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口论的理论基础：配合赶超式战略 抑制劳动力增加

核心提示：马寅初先生关于中国人口过多，必须要控制的观点，在实行资本密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时代，无疑是正确的，但未必适用于一切条件，尤其是现在和以后的情况。中国从“一五”计划开始，推行以重工业为主导的赶超战略，把资源集中于建立中国自己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化工业体系。由于赶超战略对资金和劳动力的配置不符合市场规律，因此政府就必须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全面控制劳动力的流动，以满足自身的政策需要。另外，政府在城市扶持的重工业，不符合中国现阶段所处的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禀赋结构，结果城市不仅无法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而且，连自身的就业也无法保证。在这一背景下，户籍制度的一个作用就是将大量的闲置劳动力固定在农村地区，防止其对城市的经济结构造成冲击，抑制了闲置劳动力的进一步增加。

本文摘自《经济观察报》2002年10月14日第78期C1版，作者：佚名，原题：人口问题的另一种思考

在中国人的思维定式和日常话语由，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不光是老百姓，还有政府官员和许多学者，一谈到中国的人口，总是皱起眉头，甚至不少入会说，中国的千问题、万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口过多的问题。其实，人口多少到底如何评判？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提高之间的互动关系怎样？这些问题远比我们一般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今天的中国在加入WTO的契机下意欲成为“世界工厂”，却又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巨大的就业压力。对此，我们是否还应该用过去的、静态的眼光来看待人口问题？除了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降低人口增长率还有哪些渠道？本期《观察家》邀请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陶然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董先安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对话，以期引起对此问题的更大关注和更深入的讨论。

“观察中国的历史，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往往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换句话说，人口增长可能更多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停滞的原因。”

董先安：我们还是从回顾马尔萨斯影响广泛的论文《人口原理》开始吧！在马尔萨斯眼里，经济因素对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影响是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但是，他的理论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甚微。这可能是因为他预测持久繁荣不可避免地导致递增的人口增长，最后导致人口相对于资源过多，只有通过饥荒、瘟疫和战争来解决人口过剩所带来的压力，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可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据却表明，除极贫穷的国家以外，人均收入的增加往往趋向于降低出生率。

陶然：我感觉，一般人，尤其是中国人对马尔萨斯理论的理解，更多地是考虑了上述逻辑的后半部分，即人口增长会带来边际回报递减、人均收入下降等现象，从而人口威胁论大行其道。但马尔萨斯的结论，不管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分析，还是对工业革命之前的情况是否适用，都是值得怀疑的。

董先安：根据一些学者的看法，马尔萨斯当时的分析，主要是对他之前的历史现象的一个规律性总结，因为那时非农产业相对比例比较小，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大部分人都在有限而且基本固定的土地上找饭吃，所以人口增加必然导致边际回报递减和人均收入减少。比如，美国经济学家丹·乌什尔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就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出中国朝代变迁的根本机制在于周期性人口过剩所带来的压力、剩余减少和财政无法持续的问题，这些压力必须要通过战争和人口衰减来释放。这个观点在许多中国历史学家中也很有市场，并构成很多人论证中国当今人口过剩会带来问题的一个根据。美国著名的中国史学家，比如费正清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18世纪中国人口增长一倍，是商业经济增长伴随而来的，而到19世纪，土地与人口的平衡就因人口猛增而被打破了。

陶然：其实，马尔萨斯观点对于工业革命前的历史时代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很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研究经济发展和技术变迁关系方面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博瑟普就发现，即使在没有工业革命的条件下，人口增长也住往推动人们进行更密集的劳动和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能够得到更高产出的技术创新，比如增加复种、使用畜力、化肥和采用一些新式耕作技术等等，从而导致所谓“需求驱动”的技术进步。这就是说，即使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人口增加也未必降低人均产出和剩余。

董先安：如你所说，马尔萨斯所宣称的人口压力到底是否符合历史的事实，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正如林毅夫所说，中国在明清之前在全球一直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总人口规模较大这个事实，人口规模越大，人口中具有发明天赋的人数就越多，技术创新的数目就越多。这个结论至少适用于工业革命前科学技术发展主要来自于具有天资者的分散和孤立创新的时代。所以人口增长对食物和收入增长的影响，确实没有定论。

陶然：事实上，美国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默通过对人类历史上人口数目和技术创新的研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除了林毅夫教授提到的上述机制外，克莱默还指出，给定一个技术发明，人口规模越大，该技术发明的收益就越大。前面提到的关于中国历史上朝代变迁的人口机制，我一直持有怀疑。如果观察中国的历史，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往往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换句话说，人口增长可能更多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停滞的原因。

“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即使初始人口密度非常大，但很快人口增长率就下降，并在20-30年后反而发现劳动力缺乏呢？”董先安：人口增长可能更多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停滞的原因涉及到人口增长的内生性问题。在这方面，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包括威尔、贝尔曼、巴罗还有舒尔茨等人。在古代和近代，经济发展带来人口增长，而进入现代之后，一方面，率先发展的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但在发展中国家，伴随出生率保持不变或有所增加，但死亡率急剧下降，人口增长率迅速增加，确实构成了比较大的人口压力。

陶然：我们先看看发达国家的情况。随着经济发展，家庭由传统多代共同生活的大家庭变为两代人的所谓的“原子家庭”。城市化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普及化使得养儿防老的必要性降低，而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使得养儿育女的机会成本上升，人们自然会少生孩子，从而导致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增长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