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教国文，孙起孟当时推行这样一种办法，鼓励、帮助学生每人各编一本词典，而且根据应用的需要，还各自编集同义词和反义词等分册。在评审学生国文学科的成绩时，学生自编词典的质量被作为评定成绩的重要依据之一。批改作文一直是令语文教师伤脑筋的事。孙起孟批改作文，不是采用学生作文、教师批改的传统方法，而是同学生一道研究制定一套大家同意的批改符号，由老师先阅读学生的文章，就文中有问题需要修改处打上不同的符号，要求学生自己研究，加以修改或补充。有时也在文末提出一些关于主题思想等方面的问题或意见，跟学生共同探讨。学生考虑修改后再交给教师。对第二次收上来的作文，孙老师看情况作些必要的补充和修润，有时也再打上批改符号再次发还学生，请她们再作处理，直至老师和学生共同定稿为止。这种批改法，可以实实在在地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思想水平，但对教师来说是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的。

孙起孟执教，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并积极为学生创造锻炼能力的机会，为学生提供可以施展才能的场所。

素有天堂美誉的苏州，在解放前其实仅是富人的天堂。女师所在的新桥巷邻近苏州有名的贫民区，那里住着靠苦力为生的“下等人”，或者苏北逃荒来的灾民。他们的孩子，小的任其满地爬，稍懂点事有一点劳动能力的就得和大人一样去承担生活的重负，根本不可能有受教育的机会。孙起孟和苏女师的进步教师在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办学主张的启示下，带领师范的“小先生”(师范生)把附近无力入校读书的孩子组织起来，开办平民学校，由“小先生”轮流给孩子们上课，这一做法给师范生提供了实践教学的场所，又使贫民苦力的子弟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由于为社会办了好事，学校与周围老住户的关系一直很好。

孙起孟执教还十分注意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从掌握知识的能力上提高学生的素质。他除了必修课外，还给学生安排选修课。1932年，他为学生开设了《论理学》(《逻辑学》旧称)课。在他制订的教学大纲中写道：“所以设此选科者，因为学生不论研究何种学问，正确思考之法则实有详悉之必要。由于论理学之训练，学生或可望在消极方面矫正思辨上不良之习惯，在积极方面增加治学之效能。”

孙起孟在苏州女子师范任教期间，担任的科目是多样的。有中西方文化史、论理学、国学概论、历史、国文等。他治学态度极为严谨，对哲学、中西方文化史、文艺理论等学科都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和探索。在1933年5月的苏女师《校刊》，曾登载了一篇孙起孟为自己编著的《哲学概论》写的《自序》。他针对当时某些所谓名家宣称哲学早就可以“寿终正寝”，社会上出现正视哲学的人愈来愈少的倾向，阐述了学习哲学的深远意义。他说：“吾并不想为哲学怎样地捧场，但哲学能激起人的智慧之火，这是不可忽视的。”他又说：“吾以为智慧之真正活水源头只是怀疑而非他。只有在怀疑之火燃烧的时候，人才寻思分辨。要是人家所讲的尽已探得宇宙之秘，则吾们除做白痴外，实无一事可为。”作此文时，孙起孟还只是一位二十余岁的青年，文章的字里行间，既有对学术问题的探讨，也不乏对旧观念、旧传统的针砭。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全国同胞同仇敌忾，美丽平静的苏州也沸腾起来。苏女师向以历史悠久、学风“驯良”闻名于江苏教育界。学生虽被闭锁在高墙深院里，每两周才能出校门一次，但此时她们也按捺不住了。在孙起孟和其他进步、爱国的教师指引下，学生鼓起勇气，冲出校门，手拿小旗，身背竹简，走向街头，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向群众募款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校内，有40多名热血女学生自动组成了“救国团”，每天晨光朦胧的时候在操场上进行军事训练，学习救护，准备杀敌的本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40多名学生的行为是被视为“危险的行为”的。可是，孙起孟天天早晨冒着刺骨的寒风，和学生们一起走向操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学生，鼓励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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